毛泽东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以及他所提出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所遇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而应采取的具体方针、方法，可以说，都结合了中国“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这一基本国情。苏联式的建设道路，只注重发挥国家的积极性、主体性，尤其是中央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性、积极性，但严重地压抑、忽略各地方、各企业、劳动集体、众多的劳动者个人，特别是广大农民的主体性、积极性，这是我们不能效仿的。我们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特别注意调动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积极性，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改善民生，这才能齐心合力，发展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六、社会管理，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1955年，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在这里，毛泽东讲了人类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要发展，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要有大的变化，就必须制定长远的计划或规划。为此，他提出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管理，必须要树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思想观点。

　　众所周知，所谓社会发展和管理的规划，就是指社会管理主体应按照预先确定的建设目标，运用各种资源、力量，采取各种形式调节社会生活，促使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运行过程。在目前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按比例安排社会劳动，有效地组合各种资源，所以，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计划或规划的调节就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之上的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公有制，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就成为我们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按现实需求与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就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计划和规划。

　　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与眼前利益相结合的计划与规划，它为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和谐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任务，由于它协调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整合了各方面的资源，又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去落实各项任务，因此，它就能使整个社会按照预定的目标稳定地向前发展。事实证明，凡符合客观实际的计划或规划必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使国家的面貌发生显著的变化。

　　总结以往的经验，毛泽东认为社会管理要有规划，而且，这种规划要全面反映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因为社会管理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务，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军事、外交等，因此，要讲究制定规划的整体性、全面性、协调性和有效性。1955年，他在讲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指出制定的全面规划就应包括：合作化的规划、农业生产的规划、全部的经济规划、文化教育规划，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等。总之，涉及到社会发展和管理的规划应当是全面的、系统的，而不应是单方面的。而且，这种规划还应注意长远考虑与眼前利益相结合，注意规划中各方面的内容，既相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形成一有机整体。只有这样去制定规划，去实施规划，才能实现社会管理的总目标，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毛泽东提出，规划的制定，重在实施，而关键在于加强领导，组织落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11}当然，加强领导，就中央而言，必须加强集体领导，还要讲究领导方法。在此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但到他晚年，在这方面也犯过严重的错误，这是我们应引以为鉴的。

　　七、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适当安排

　　社会管理涉及的人和事太多太繁杂，毛泽东对此提出了要实行“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适当安排”的管理方针。

　　他主伙，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差异，也不平衡，平衡只是暂时现象，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在不平衡中发展，克服一个不平衡，又将产生新的不平衡。根据这种矛盾的不平衡现象，毛泽东提出在社会管理中，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考虑统筹兼顾、照顾重点、适当安排的问题。他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难办，推出门了事”。毛泽东有分析说：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12}

　　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前提下，各地区的关系应是互相合作、协调一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种情况，就为从整体社会发展和管理的大局出发，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发展生产，充分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创造了客观的可能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适当安排的方针就是以这种客观的可能性为前提的。因此，它作为一个社会管理的方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实际，使全国人民都能各得其所，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使全社会能保持稳定、协调、有序、和谐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对建国后党和政府如何加强社会管理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大任务，学习研究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要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6页。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1页。

　　{3}{8}{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66页，第270页，第134页。

　　{4}{5}{11}{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2页，第19页，第730页，第782页。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65页。

　　{7}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4页。

　　{10}毛泽东：《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