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涉及到对社会诸多事务的管理，哪种事务的管理都存在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多表现为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既然弄清楚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表现及其性质，究竟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只能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针对各种具体矛盾，如物质利益上的得失矛盾，文教、科学领域中不同学派的意见分歧与争论，以及许多实际工作中的方法上的差异，等等。毛泽东主张，要根据不同的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我们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文化、科学领域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的方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类矛盾等。

　　三、高度重视和解决社会管理中的社会保障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若不妥善解决以上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就会严重地影响建国初期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发展，而最终将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与人民政权的巩固。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问题，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必须切实加以解决。

　　建国之初，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立即着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进行。从1951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就制定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颁布了有关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条例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保障条例，以及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复员安置等政策条例，对社会保障的具体内容作出了相关规定。特别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就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在丧失劳动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显然，宪法的颁布，它就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障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

　　就业问题是毛泽东关注的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多次就就业问题作出指示。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他曾指出：“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专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4}1957年1月，毛泽东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人没有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可见，毛泽东对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吃饭、就业问题是尤为看重的。

　　如上所述，毛泽东已谈到了对群众的救济问题。的确，社会救济，也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民生大问题。1950年，他针对建国初期财政经济状况差、失业人数较多的情况，他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5}农业合作化期间，他又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6}

　　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建国初期，根据本国国情，已初步形成包括社会就业、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社会保障事业的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四、切实加强社会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管理涉及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毛泽东指出，要处理好、管理好社会事务，全社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7}

　　对加强全社会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认为相关部门都要加强责任心。他尤其提出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他特别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思想政治工作要讲究方法。社会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因涉及的面广、人多、情况复杂，因此，毛泽东提出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他指出：“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方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8}他还提出“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见效甚快”。为什么只能说服，而不能压服呢？他分析说，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能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

　　思想工作注意加强正面引导。毛泽东认为，做思想工作不是单纯地训斥人、批评人，要注意加强正面的思想引导和精神鼓励。他特别强调要提倡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他提出“要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要教育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以此作为自己的社会公德。在思想教育中，还要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同长远的、全局性的、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9}他还提出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并处理好远大理想和现行政策的关系。与此同时，还要讲讲历史，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青年们没有见过地主剥削，也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当时也只有十岁左右，对旧社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由他们的父母、老年人讲一讲过去，很有必要，不然不知道过去那段历史。”{10}此外，也要对群众加强唯物主义教育，崇尚科学，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他提出还要教育全体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他认为这对搞好社会管理将起极大的促进作用。

　　五、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毛泽东提出，在为达到社会管理的远大目标的进程中，要注意组织、协调和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其中，特别要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以上重要思想观点是毛泽东在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党面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并非某一团体，更非某些个人能完成，而应动员全国人民都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之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呢？他指出，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我们仔细地分析毛泽东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以及他在《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著作中的思想内涵，不难发现：

　　其一，这一基本方针的贯彻是不能只有国家、中央政府一个方面的积极性，要同时具有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集体与个人、工人与农民、东部与西部等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要注意把上下左右、前前后后、直接的和间接的、现有的和潜在的积极因素等都要充分调动起来。

　　其二，这一基本方针还要求“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存在种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要求努力做工作，千方百计地化阻力为动力，化敌对为中立，化落后为进步，总之，将消极因素尽量化为积极因素。

　　其三，这一基本方针要求我们无论是处理政治生活中人民内部的矛盾，还是处理经济建设或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我们都应该本着民主的精神，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着想，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协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