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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2007年7月12日，美军出动阿帕奇直升机轰炸巴格达，导致一名路透社记者及其司机死亡。依据《信息自由法》，路透社向美国政府要求得到阿帕奇直升机视频，以弄清两位非武装人员——记者和司机为什么会受到攻击，但两年多过去了，一直遭到拒绝。直至2010年“维基解密”网站公开了这段视频，美军向无辜平民开火的事实才暴露在世人面前。
资深“泄密者”、1971年向《纽约时报》透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盛赞斯诺登“为民主体制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服务”。在他看来，政治家基本上不会告诉你全部相关真相，秘密、阴谋、谎言、暗箱操作等是与政治相伴相生的，这无异于民主体制的毒瘤，需要通过公开真相来一点点消除其毒害和腐蚀作用，保障民主体制的干净与健康。这样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怀疑一切的价值观，理想主义的浪漫追求，加上与政府“死磕”的斗士形象，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泄密文化”，虽饱受打压和争议，却极易获得民众的支持，也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
相形之下，政府就成为邪恶的“老大哥”，在幕后操纵一切，消灭个体的隐私空间，让个体时刻处于监视之下。而当私人空间被挤压尽之后，私人感情也被抽空，只剩下对老大哥的盲从——“老大哥在看着你”成为西方深层文化心理中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恐惧，导致民众在“揭穿老大哥阴谋”的泄密事件中，极易站到那个公然挑战强权的泄密者一边。
事易时移。泄密者也在改变，由以往躲在幕后向媒体泄露高层机密的“体制内”人士，变成了纵横于网络世界的孤胆黑客。当年“水门事件”的泄密者“深喉”，事隔30多年才自曝其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身份，而斯诺登本可以也隐姓埋名保全自己，但他冒天下之大不韪，迫不及待地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只为“传达的信息会引起更强烈的共鸣”。这不能不说是信息时代舆论环境改变所致，使不管“保密”还是“泄密”都更难成为一种“秘密”行为。而政府与泄密者之间的博弈也变得更为复杂。
注释：
①Wayne Overbeck： Major Principles of Media Law， 2004 edition， Thomason Learning， 2004
②③辜晓进：《美国传媒体制》，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63～72页
④《纽约时报VS美国国防部：不休的博弈》，《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
⑤【美】彭伯著，张金玺 赵刚译：《大众传媒法》（第十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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