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政府而言，爱德华·斯诺登是个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这个前中央情报局雇员向媒体提供机密文件，致使包括“棱镜”项目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光，让美国政府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最先得到斯诺登爆料文件的英国《卫报》记者格列·格林沃尔德称，在今后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内，《卫报》打算刊登几十条报道，进一步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控项目。其他不少世界主流媒体也盯住这一事件不罢休。 

　　从美国历史上看，斯诺登这样胆大的“泄密者”还真不少。泄密事件往往出自两方“合谋”：消息源和媒体。其经典模式为：消息源公开身份或躲在幕后，向某些他信得过的媒体透露来自政府高层的惊天大秘密。面对如此抓人眼球的新闻点，媒体当然如获至宝，将其制作成重磅报道公之于世，陷政府于尴尬境地。恼羞成怒的政府运用权力施加压力，有时动用法律武器，将媒体告上法庭，最后的结果要么是政府获胜，媒体被迫停止报道，供出泄密者，并作出相应道歉和赔偿；要么是媒体获胜，政府相关官员被追责，甚至总统本人都可能牵连进去，被迫引咎辞职，比如著名的“水门事件”。在新媒体兴起以后，这样的泄密事件影响力可能越出国门，引发世界范围内的强烈争议、关注和反弹，并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局势和大国博弈的导火索，比如近年来的维基解密和斯诺登事件。 

　　究竟是什么使得层出不穷的美国“泄密者”们可以“伙同”新闻媒体，与政府公然叫板呢？总的来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美国法律提供了相当有弹性的博弈空间；二是在西方社会有深刻思想渊源的“泄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