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和《楚辞》之间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如刘勰《文心雕能·辨骚》认为，《离骚》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观兹四事，同与风雅者也。”①《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②明徐师曾云：“按《楚辞》者，《诗》之变也，《诗》无楚风，然江汉之间，皆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列于《二南》，乃居十五国风之先，是《诗》虽无楚风，而实为《风》首也。”③清人程廷祚认为诗骚在“陈情”、“陈志”和“体物”方面都是相通的。④今人对诗骚关系的研究更细微和具体。赵逵夫先生认为诵诗的形式在春秋以前就有了，《诗经·大雅》的《崧高》、《烝民》便是明证。但充分发挥语言本身的艺术表现因素以尽可能造成诗的形式美，却是屈原的功劳。⑤李金坤《诗骚比较新论》，杨仲义《诗骚新识》、潘啸龙《诗骚诗学与艺术》、葛晓音《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等著作和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诗骚体式的特征及其演变和因革关系。总之，诗对骚有影响这一事实是肯定的。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所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但风、雅、颂三体对骚的影响到底哪个更大呢？陈师道说：“子厚谓屈氏楚词如《离骚》乃效颂，其次效雅，最后效风。”⑥本文对诗骚文本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诗经》二雅怨刺诗对《离骚》影响最大。而“谓屈氏楚词如《离骚》乃效颂”之说是因为没有意识到《离骚》中的虚构世界和神话传说已与《诗经》中的颂诗有了本质的区别。

　　一、“二雅”怨刺诗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屈原生活时代的相似性

　　《诗经》二雅怨刺诗多产生于厉王和幽王时代，这与厉、幽时代时局的动荡密切相关。《国语》记载：厉王暴虐，使卫巫监视谤者，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的高压弭谤行为激起国人的反抗，最后被流放于彘地。宣王在邵公等大臣的帮助下励精图治，出现中兴局面，但无法挽救西周社会的衰颓之势。幽王宠褒姒而导致众叛亲离，在公元前771年，被申侯联合犬戎、缯人所杀，西周灭亡。所以说，从厉王到幽王的一百多年中，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乱，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经历了剧烈的冲击。时局的动荡激发了怨刺诗的大量产生。

　　四百年后的楚国怀、襄时代与西周末年的厉、幽时代一样，其政治形势也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怀王初年尚能继承祖业，国势强盛，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中曾一度形成“纵则秦帝，横则楚王”的格局，然而由于用人不当，又不能及时改革弊政，很快衰落下去。随着楚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变革，屈原作为楚国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和责任心的大臣经历了由最初的“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到被楚王疏远，遭馋放逐的人生遭遇。这种遭遇促使其“发愤抒情”，在被流放之后创作了《抽思》《思美人》《惜诵》《离骚》等大量充满怨愤之情的诗歌作品。

　　西周末年的二雅诗歌除了宣王中兴时期的一些颂美之诗外，多为怨刺现实之作，所谓的“变雅”多做于这一时期。与西周末年的二雅诗人多怨诽的抒情基调一致，屈原作品集中而深刻地表现了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幽怨之情，这种情感与对楚国的政治现状、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对小人当道的社会现实的忧愤之情交织在一起。相似的政治环境、身份地位以及人生境遇使相距四百多年的诗人产生了情感共鸣，创作了相似的诗歌作品。

　　二、“二雅”诗歌主题与屈原作品主题的相似性

　　1.怨刺上政

　　二雅怨刺诗和屈原作品都表现了对君王昏聩，用人不当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国运衰败的忧虑与愤慨。如《民劳》是警告同列大臣并以之警戒周厉王的诗。《毛序》：“《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郑玄《笺》：“时赋敛重数，繇役烦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板》也是讽刺周厉王的诗篇。《毛序》云：“《板》，凡伯刺厉王也。”《桑柔》，芮良夫作，《诗序》：“《桑柔》，芮伯刺厉王也。”《十月之交》讽刺幽王宠信褒姒、任用小人，逼走了宣王朝的老臣皇父及其盟友，致使国乱政衰，人心离散。《荡》篇，《毛序》：“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其独特之处是模拟周文王斥责殷商的口吻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其诗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全诗用这种表述方式贯穿始终，开借古讽今之先河，表现了人民在周室衰败环境下的挣扎和对统治者的愤怒之情。以上诗作是朝中大夫从国家兴亡的角度对时政表示不满和担忧。下层人民也从自身的遭遇出发，抒发国政混乱对自己造成的灾难和伤痛，《北山》是周幽王时一个下层官员所作，《毛序》谓“《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无将大车》也是周幽王时下层官员所作，诗中表达了政繁役多、劳苦忧思、感时伤乱的情感。诗人借用推大车而自招尘埃起兴，告诫自己远离纷扰，否则只能自讨苦吃。《四月》是幽王朝的一位“君子”所作，他被周王派遣驻守江汉之间的南国，但因朝中发生祸乱，过期而不得归家，于是写下这首诗，对造成祸乱的当政者表示极大的怨愤。厉王就小人，远贤臣。奸人当道，结党营私，人心离散。面对这种情形，诗人禁不住怒斥小人：“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大雅·桑柔》）

　　战国后期楚怀王朝中的情形也是如此。小人结党营私，旧贵族不顾国家的前途命运，极力阻挠屈原等有远见的大臣的改革举措，这些小人“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而楚王又昏庸“不寤”。面对这种情形，屈原既怨愤又无可奈何：“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离骚》）。“灵修之浩荡”与大雅中称厉王为“荡荡上帝”、“上帝板板”、“上帝甚蹈”一样，表达了正直大臣对最高统治者的失望之情。可以说对昏庸君王的劝谏、斥责和怨愤之情是二雅怨刺诗最突出的主题。而屈原以《离骚》为代表的大量作品也贯穿着对“哲王不寤”的幽怨之情。

　　楚怀王十年（前319）屈原任左徒之职，他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对内主张政治改革。屈原对未来的政治事业充满热情，但楚王前后不一，数次变化：“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这种情形西周末年的小雅诗人早已深有体会。如《小雅·菀柳》：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俾予靖之，后予極焉。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无自瘵焉。俾予靖之，后予迈焉。

　　有鸟高飞，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毛序》：“《菀柳》，刺幽王也。暴虐无亲，而刑罚不中，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魏源《诗古微》则以为是刺周厉王，他的理由是：“试质诸《大雅》刺厉刺幽之诗则了然矣。厉王暴虐刚恶，乃武乙宋康之流；幽王童昏柔恶，特后汉桓灵之比。故刺厉之诗欲其收辑人心；刺幽之诗皆欲其辨佞远色。”又说：“征以厉王诸诗，一则曰‘上帝板板’，再则曰‘荡荡上帝’，与此《菀柳》‘上帝其蹈’，皆监谤时不敢斥言而托讽之同文也。”⑦魏说较之《毛序》，更合情理。诗中反复说“上帝甚蹈”，是由于厉王暴虐，监谤于人，故假托上帝，如同《离骚》之言楚王为“灵修”一样。蹈：变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言其喜怒变动无常”。⑧“俾予靖之，后予极焉。”意思是先使我治理国事，后来“王信馋不察功考绩，后反逐放我。”这里抒发的幽怨之情与屈原“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小雅诗人不像屈原那样欲罢不能，因为屈原与楚王同祖同宗的关系，他对楚王和楚国的命运是不能置之不理的，所以显得格外悲愤交加。而《菀柳》的作者在遭到不公的待遇和伤害后，可以毅然决绝：“上帝甚蹈，无自昵焉”。并且大声质问：“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这是作者和周王的亲疏关系决定的，也是屈原无法做到的。

　　2.斥责馋人

　　伴随着政治的衰颓，谗毁和中伤行为滋生。关于谗言现象的描述和对馋毁行为的斥责是厉幽时代诗歌和屈原作品又一共同的表现主题。《小雅·青蝇》写道：“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青蝇》是卫武公所作之诗，刺幽王信谗言，废申后、放太子。⑨诗中以营营乱飞的青蝇起兴，表现了谗言的盛行及其危害之大，并对谗言和馋人者充满了愤怒和厌恶之情。《小雅·巷伯》是周幽王末世，寺人孟子遭谗罹祸而作。《毛序》谓：“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诗中对谮人者的愤怒之情达到了极致：“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而对谮人者罗织罪名的伎俩更是极尽讽刺之能事：“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捷捷幡幡，谋欲谮言”，活画出了谮人者的蝇营狗苟、“预谋谮人”的丑恶行径。在《小雅·巧言》中，诗人痛斥小人进谗言而天子不察，遂使国家祸乱频生。作者遭受了谗害，悲愤的情绪难以抑制，所以用愤激之词直斥谗佞之人。可以说对于馋毁现象的描述在西周末年的诗作中俯拾皆是。看来馋毁现象的确是厉幽时代的政治乱象之一。奸邪小人馋毁贤臣的现象历朝都有，但西周末年对这一现象的反应之强烈和深刻确是文学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

　　四百年后，馋毁现象在楚国重现，伤害着楚国的贤臣良士，进而损害着楚国的国家利益。楚怀王时期，屈原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对内主张政治改革。他受命草拟宪令，因妨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受到上官大夫、宠臣靳尚、王妃郑袖等人的谗毁。屈原是小人馋毁的直接受害者。他对谗言误国和谗言中伤的愤懑比西周末年的诗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他更痛心的是楚王对谗言的听信：“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离骚》）他怒斥馋人：“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但与小雅诗人不同的是，屈原并没有像《小雅·巷伯》那样用咒语的形式对馋毁者进行诅咒。这是因为对馋毁现象描述较多的小雅诗人大多是中下层贵族，身份地位较低；而四百年后的屈原时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又有了新的发展。屈原深知对于奸馋小人，说教是无意义的：“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离骚》）与西周末年的诗人面对馋言的态度相比，屈原显得更理智、更清醒。屈原在经过一番抗争之后，深知自己已无力改变外部世界，也无法改变世人，最后剩下的只有改变自己了：“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他可以选择自己不同的人生道路。这也是后世有气节的文人立身处世的基本法则。班固曾经批评屈原“露才扬己，忿懟沉江”不合二雅，不合《左传》，也是针对屈原的桀骜不驯和傲岸不群而言的。刘熙载谓班固此论“殊损志士之气”（《艺概·赋概》），实在是确论。

　　3.生不逢时之感和孤独无援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