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的一些电影人也曾经是很严谨的。比如，195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南征北战》就是如此。当时包括粟裕将军在内的一些首长十分关心电影的摄制，要求当年参加华东战场作战的24军派出军事顾问组前往协助拍摄。据亲历者回忆，和现在的影视作品不同，当时的电影追求的不是“像打仗”，而完完全全“就是打仗”。当时摄制组动用了一个团的解放军参加拍摄，所有的阵地设置都有顾问组的帮助。如何排队形进攻、以什么样的姿势发起冲锋，这些都是24军派去的人教的。包括张瑞芳冲锋的各种动作也是他们教的。所以，即便到今天，《南征北战》也仍然很耐看。 

　　但是，建国初期“一边倒”，什么都学苏联，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包括影视在内的各方面工作。1950年9月，《人民日报》登载刘白羽采访《攻克柏林》的作者巴甫连柯与导演者齐乌列里的文章。据巴甫连柯说，电影中斯大林在攻克柏林翌日，从飞机降临柏林，实际上这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然而不合事实的描写引起观众莫大愉快和艺术的真实感”。另据介绍，《宣誓》片中“也是作者幻想的很多，但比真事更有真实性”。巴甫连柯说他并没有真正到过柏林，但搜集了所有这一段历史的文件，还参考了所有这一段历史的党的决议和斯大林与农妇谈话的记录。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这些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介绍，显然亦会影响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孙犁的《风云初记》就是如此。在老作家王林看来，第一集的开头写得很有气势，但愈往后愈松；第二集则可以说是一章一章地凑了。尽管也不乏很有诗意的片段，但总的计划看不出来。而且孙犁自己也说是想一段写一段。但更关键的是“故意违背历史事迹的写法”。王林记得，1938年3月间台儿庄会战期间，冀中八路军尚出兵配合，而孙犁却将拆城破路写在此时，显然“与史实不同，与史实空气不配合”。孙犁才写了抗战第一年，整个企图尚未写出，虽不应过早批评，“但违反历史真实的写法”，王林仍然觉得很别扭。当年受这种所谓“合理想象”影响的不仅是作家，也包括一些影视作品创作者。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最近这些年，一些影视作品刚想摆脱政治因素的干预，又在资本力量的冲击或者诱惑下戏说不断，甚至手撕鬼子，神乎其神，背离了最基本的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这显然是要不得的。所以，仅仅满足于“像打仗”是拍不出好片子的。看看桥本怎样注重武士是否吃午饭等历史细节，再想想老一辈电影人怎样以“就是打仗”来认真严谨要求，就不难明白可能的出路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