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爱玲40年代的短篇小说《封锁》虽然篇幅短小但容量不小，它承接了张爱玲创作的主题，与多篇作品形成“互文”。在全知叙事和人物内视角的自由转换下，张爱玲以反讽的口吻将男女主人公的心理错位表露无遗，描绘出战时上海的日常生活场景和都市男女的世俗心态。可以说，《封锁》凝聚了张爱玲对凡俗人世和苍凉人性的透彻理解，可以看作她书写都市上海和现代上海人的底本，文本将通过对《封锁》的细读来透视张爱玲对40年代上海和上海人的“现代性”表述。

 

　　【关键词】《封锁》;视角;上海;日常

 

　　一、全知叙事和人物内视角的自由转换

 

　　《封锁》的叙述视角是混杂而自由切换的，一类是旁观视角，一类是人物内视角。故事一开始，张爱玲以一种全知的视角打量封锁期间电车内外的人：马路上奔跑的市民、逐渐安静下来的街道、被静默吓噤住的乞丐、开电车的山东司机、一对长得像兄妹的中年夫妇……张爱玲以一种冷静的旁观视角来展示“封锁”期间的上海，并逐渐聚焦到男女主人公的身上。在这种间杂议论的“张看”视角下，吕宗桢和吴翠远登场了，身份背景和外貌特征被交待得清清楚楚：一个是已婚的银行会计师，对太太不无抱怨;一个是未婚的其貌不扬的大学助教，有新式的家庭背景，受过高等教育，“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但是她不快乐。“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气，活该气！”为了抛开“好人”的束缚，气气家里人，两人很快进入了一次意外的角色扮演中。

 

　　为了躲避亲戚，吕宗桢坐到吴翠远的身边。这时叙述视角呈现为人物内聚焦的自由切换，表现为某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窥视，即小说的视点并不固定在某个权威的叙述者身上：《封锁》里一时是以吕宗桢的眼睛看吴翠远，一时是以吴翠远的眼睛看吕宗桢，形成彼此窥视的关系，并伴随着人物的对话和心理意识。此时人物内视角的自由切换借助人物的各种感官机制，从而更加贴合人物内心感受，也组成情节最生动的部分。

 

　　由于人物处于互窥而非对视的关系，隔膜因此产生，很有意思的表现为人物间内心活动的错位。宗桢是为了躲避董培芝的纠缠才坐到翠远身边的，“翠远回过头来，微微瞪了他一眼。”“糟了！这女人准是以为他无缘无故换了一个座位，不怀好意。”“觉得自己太可爱了的人，是熬不住要笑的。”这是宗桢窥视翠远的内心活动，就这样，即使不怎么喜欢这个“没有款式”的女人，宗桢还是伸出一只手臂搁在翠远背后的窗台上，开始了他的调情计划。他主动进攻，要与翠远随便谈谈，并说自己看着她上车。对于调情信息的发送者，它仅仅是能指的发送，并无具体的所指，所以宗桢随口早忘了他说了些什么，只盼望着董培芝早点识趣的离开。但接受者翠远却错误的接收了信息，“翠远笑了。看不出这人倒也会花言巧语……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的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她背过脸去，细声道：‘这种话，少说些罢！’”这是他们的第一个错位：宗桢的漫不经心和翠远的自作多情。

 

　　等培芝一走，宗桢就立刻将他的手臂收回，谈吐也正经起来，搭讪着问着她是否还在读书。这时转移到翠远的视角：“她笑了，没做声。”“翠远注意到他的手臂不在那儿了，以为他态度的转变是由于她端凝的人格，潜移默化所致。”如果说之前宗桢是为了应付培芝，那么，此刻才是宗桢正式调情的开始。但是翠远又理解错了，以为宗桢变成了老实人。于是，又产生了第二个错位：宗桢的游戏性质和翠远的真情融入。

 

　　翠远也不是不明白已婚男人的套路，当宗桢开始抱怨家庭时，“翠远暗道：‘来了！他太太一点都不同情他！世上有了太太的男人，似乎都是急切需要别的女人的同情。’”但她表示充分了解，并且扮演着一个体贴忠实的听众，一个单纯的女人。从宗桢“迟疑”的神色、“吞吞吐吐、万分为难”的语气和翠远“皱着眉毛”的神情中我们仿佛看到文本外有一个隐含的作者在质疑叙述者的叙述，“他们恋爱着了。”这带有游戏意味的恋爱故事来去匆匆，从而消解了恋爱的神圣感，构成了文本的反讽力量。

 

　　视角选择的多样和转换的频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经常不露痕迹，孟悦将这种“游走性的叙述角度”视为张爱玲“新传奇”写作的一个特点。她说：“张爱玲的作品里始终存在一个游戏于不同视域之间的，人称暧昧的传奇叙述者。这里我指的不是有时出现在小说开头结尾的‘说书人’面具，而是贯穿在叙述过程中的，没有特定人称面具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在人称上暧昧地带转换和操纵着不同的视点，使叙述能够在不同疆界内外进退有余。”从而最终形成了李欧梵所说的“间杂效果”：“它不但使有些人物和他（她）们的历史环境之间产生疏离感，而且也使观众（读者）和小说世界之间产生距离，这个距离的营造就是张爱玲的叙事手法，是十分现代的。”

 

　　无论是小说“游走性的叙述角度”，还是造成的“间杂效果”，都与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呈现相关，其目的都在于摹写现代都市人在社会中错综复杂的感应关系。叙述角度的自由转化既镂刻出变迁时代都市人物的心理景深，同时也拉开了张爱玲与小说人物间的距离，体现了她对于人物和时代通透的理解和瞭望。

 

　　张爱玲小说中的普通市民显然有着较重的道德负累，这本身也说明了传统大家族在进入都市环境时，仍然受着来自传统道德和外在规则的约束。这种负重感拖住了这些旧中国的都市男女，唯有在偶然的情境之中，比如“封锁”时，才可能有偶尔的放纵，那往往是窥测内心、回归本色的时候。但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变态而非常态，因此，稍一窥见，就又掉过头，回到如常的日常和自我呈现之中。正如小说中翠远看见宗桢并没有下车时突然明白：“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上海打盹，都市男女才能恢复最本真的心态，做一个快乐的真的人。那么，日常上海生活和上海人又是怎样的呢？结合《封锁》文本和张爱玲的其他作品，我们能勾画出一个日常上海图景。

 

　　二、都市上海的边缘性表述

 

　　无论是在左翼作家还是新感觉派的笔下，摩登上海作为声光化电的“恶”之花，与乡土中国是完全对立的。这种缺陷到张爱玲手中得到了克服，张爱玲在新旧交杂中写出了摩登上海乡土的、传统的一面，最终完成了对上海城市的边缘性表述。

 

　　早有研究者对张爱玲作品中常见的日常生活空间进行了概括，一类是人物的居住场所，一类是街道、电车、饭店、菜场等公共性场所。对于人物的居住场所，又可分为公馆、洋房等家族式的传统内室和以公寓为代表的有现代意味的私人空间。前者往往是腐败、压抑、悲剧的象征而后者往往成为人物精神的庇护所。与同样喜欢表现都市生活空间的新感觉派作家相比，张爱玲无意描绘那些现代的西方的消费性场所，而将目光对准最世俗、最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她也常常写到饭店，但其往往是作为都市男女相亲、长辈见面以及订婚结婚的场地出现，归根结底，还是表现为日常生活性。

 

　　《封锁》里封闭的“电车”空间就是一个展示战时上海的窗口，张爱玲很少正面描写战争给城市带来的破坏，但细心的读者还是会从个别字句中看到几乎所有小说都有一个战时的背景。在这篇小说里可以借人物之口窥见战时上海的物价飞涨：电车里的女人教导他丈夫别把熏鱼袋子上的油蹭到西装裤子上，絮叨到：“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而遭遇“封锁”的非常态状况又是当时上海人心惶惶的真实写照：“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的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进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相互惧怕着。”张爱玲对战争有深切的认识：在战争年代，人们都“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忙于调情或结婚或谈吃的乐趣。显然，战争期间人物朝不保夕的恐惧感、生命的虚幻感促使他们寻找世俗生活的欢乐。但有了战争背景的提示，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张爱玲津津乐道于对都市男女“一刹那”间情感的描绘。“翠远想到：‘完了’。以后她多半是会嫁人的，可是她的丈夫决不会像一个萍水相逢的人一般的可爱——封锁中的电车上的人……一切再也不会像这样自然。”一刹那的情感升华在很多作品里都有表现：《留情》中表现了米晶尧和敦凤老夫少妻的婚姻实质，“太阳照着阳台;水泥栏杆上的日色，迟重的金色，又是一刹那，又是迟迟的。”《多少恨》讲述了一个通俗的失败的婚外恋故事，“其实不过一刹那，却以为天长地久”。

 

　　写都市，除了写都市的物质景观和特殊状态，更重要的是写都市人的品性。战争造就世纪末的痛感，张爱玲在40年代的上海感到时代沉重和生存的艰难，于是她的写作回到人类最原始的欲望——饮食男女。而在《封锁》里都市人的无聊、琐碎、功利在电车内一一展现，张爱玲几乎是以一种讽刺的语气来描写她所热爱的上海人。战争中的人们不想思考，思考让人痛苦：“有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任何印刷物都没有的人，就看街上的市招。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乱世之人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香港沦陷后大家满街的寻找冰淇淋，立在尸首尺来远的地方吃油煎的萝卜饼：“也许因为‘吃’是太严重的一件事了，相形之下，其他的一切都成了笑话。”普通百姓不会彻底追究“封锁”的缘由，他们在乎的是几点能回家，还有多长时间吃饭，家里的孩子怎么样等等无关大局却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琐事。张爱玲写沦陷区上海从来不怀着“爱国”的热切和激愤，即使是写爱国学生色诱汉奸头子这样带有政治色彩的故事，张爱玲想要表现的也只是“女人性”，而与国家危亡、阶级对立无关。战争于这座城市永远是悲凉的底色，战乱中人性的卑微、无奈、琐屑、自私，这些才是她想表现的内容，也是张爱玲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的透彻与诚恳。

 

　　本文通过对《封锁》文本叙述视角转换的细读来透视张爱玲对40年代上海的边缘性表述。有研究者将张爱玲新旧交杂的“新传奇”的书写看成是对上海“未完成的”、“现代性”的一种表述，其实不管是“反现代性”还是“未完成的现代性”，都是看到了张爱玲城市书写中的新尝试，即打破主流意识形态、抛开阶级对立，以一种完全宽容的态度去表现普通上海民众的浮世悲欢和一刹那的情感流露;即使过多的展现出了自私、琐碎的市民气，但庸常的人生正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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