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安之前，佛经的翻译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然初期译本尚希，饥不择食；凡有出品，咸受欢迎。文体得失，未成为学界问题也。乃兹业浸盛，新本日出，玉石混淆”（见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道安对安世高、支谶等的过分拘泥于文法而逐渐倾向于死译，以及支谦等人随意删减的意译提出了批评，“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梵本难系者也。差罗，支越，斫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因此，道安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佛经翻译中“文质之争”的质派的代表。既然道安主张“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经直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又乏译人，考校者鲜，先人所传，相承谓是……或殊失旨，或粗举意……意常恨之……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揽焉。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那么他就会认为这五种翻译方法会使译文失去原来的面目，这几种翻译方法是不对的（王克非1997：23）。马祖毅（1998：38）认为“道安的意思是，翻译梵文经典，有五种情况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陈福康（2000：13）指出“‘五失本’显然是指“他（道安）认为不理想或不正确的五种译法，而不是赞同这些译法的”。

 

　　然而，吕徵（1979：61）论及“五失本”时指出：“简单说来，有五种情况是不能与原本一致的。”季羡林先生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所撰的“翻译”词条中也概括而明确地指出：“‘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有五种情况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祝朝伟（2006：113）则认为道安是在对以往的翻译实践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五失本”的规范，作为对之前“死译”和“意译”的一个折衷，为颠倒译文语序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从语法上找到了理由，为译文句子的分合从文体上找到了依据，并以“许其五失梵本，出此以外，毫不可差”为前提，规定了对原文内容删裁的范围和限度。陈可培（2006：116）认为道安并非是单纯的直译派，他对“文”“质”有比较辨证的看法，经文之质与否，是由其本身性质决定的，大乘经应该文一些，而戒律则非质不可。以道安对翻译所做“窍成混沌终”的评论和“葡萄酒兑水”的比喻来证明他主张直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陈可培，2006：118）。潘佳宁（2009：143）认为“简单地将道安归入直译，而抹杀其对后来罗什翻译理论、方法的贡献，有欠公道；且片面地强调其“案本而传”实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甚为不妥，应予以进一步研究，探寻其译经中的意译成分。”其实在道安的很多著作都折射出其意译主张。由此可见，道安的“五失本”是对佛经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语法和文体及内容进行删减的标准和尺度，而不是如前所认为的“五种情况容易使译文失去原来面目”或“不理想或不正确的五种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