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佛经翻译历时1000余年，是我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佛经的翻译，对我国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经译者从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并形成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晋时期的道安便是其中之一，“在译论上的贡献是杰出的”（陈福康，2000：9）。在他诸多译论当中，最有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之说，被钱钟书在《管錐编》中赞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序中写到：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一失本从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角度提出翻译须遵照汉语的表达习惯，使之能为中国读者理解，而不能逐字翻译，使读者困惑；二失本意识到翻译中直译和意译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翻译中必须加以文字修饰，才能为中国读者接受；后三失本主要论述梵文佛经通常都有反复，重述，总结或者解释，在翻译中应当删繁去冗，达到疑问简洁明了。“五失本”反映了道安作为译者对翻译两种不同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语言表达和行文习惯等差异的认识，在翻译时必须对句法结构进行调整，必须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对于重复繁锁之处可以进行删减。“五失本”指的是在佛经翻译中，存在着五种和原文形式、内容、语体、风格韵味等不一致的情况（刘长庆，2010：177）。对于“五失本”的争论集中于“失本”在翻译中是否可以允许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