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研究现状 

　　伴随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如苏联剧变、东欧解体等，大批的民族国家迅速涌现在国际社会。这不仅对传统的国家认同形成了严重挑战，也使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进入我国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在国内的研究中，对国家认同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一概念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当前在我国对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费孝通先生最先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他认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是隶属不同层次的认同维度，二者不存在冲突，可以并存。马戎在《民族社会学导论》中论述了民族间的自然流动对提升国家认同的作用，并突出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转化的重要性。云南大学的周平教授分析了当前我国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家认同隐患。他提出，我国必须强化民族国家建设中的国家认同，加强对国家的认同程度。贺金瑞与燕继荣在《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指出，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并不一致，不同的认同在多民族国家中存在张力与冲突。他们认为，我国当前的各种认同都必须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使民族认同演化为国家认同。马惠兰，陈茂荣在《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路径选择》中提出，我国需要建构出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共存的环境。不能通话强制同化的手段去增强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强化需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差异性文化。金志远在《论国家认同与民族（族群）认同实质的相异性》中指出，从认同的各种维度看，国家认同在本质上属于政治认同，而民族认同则属于文化认同，二者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 

　　在研究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方面，以政治学为研究视角的实证著作较少，多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研究视角入手。比较典型的著作有：周大鸣主编的《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书中主要对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藏族的宗教认同、族群认同、认同的模式及其变迁等进行了分析。梁茂春的《跨越族群边界：社会学视野下的大瑶山族群关系》，该书兼具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他经过长期的个人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田野资料。通过和政府等机构的相关数据资料结合， 描述和分析了七十年代以来大瑶山族群关系与族群认同的历史和现状。祁进玉在《族群身份与多元认同：基于三个土族社区的人类学对比研究》一书中，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反思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政策，研究了当前族群认同和群体意识的新情况。他认为民族人口的流动将加剧民族杂居、散居的趋势，使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淡化，有利于培育多民族国家的公民认同。在丁宏主编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民族关系研究》一书中，常劲松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将民族意识与族际认知列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核心。巫达在《族群性与族群认同建构：四川尔苏人的民族志研究》中认为，尔苏人心中有清晰的族群边界区分他们与周边的彝族与汉族。该书主要运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和“族群内心情感”两种理论，解释了尔苏人在认同抉择中的不同观点，讨论尔苏人如何选择和建构他们的族群认同。丁明俊也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民族认同进行了考察。他的《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一书，采用了人类学的族群理论作为研究基点，以实地考察等田野研究方法与查阅地方史志的方法相结合，从观察调查地区的族际互动、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研究各个族群在强势异质文化下的认同变迁过程。 　二、关于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族际整合研究的主要代表观点为同化与多元化。同化观点虽然有着长远的历史根基，但直到1900年左右，同化才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在学术领域使用。涉及同化研究主要代表观点有以下几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帕克第一个提出了族群关系循环理论，他认为，群体在经过一系列的互动阶段后，最终会达到完全同化。之后，密尔顿·戈登提出了同化阶段论，他将同化与整合阐述为族群之间经历的一系列阶段和步骤。他提出了族群关系的变量体系，认为族群间的互动从开始到终结会经历七个阶段，即文化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认同同化、态度待遇上的同化、行为待遇上的同化、公民同化。与帕克秉承统一观点，戈登认为，“民族群体作为独立的实体及其独特价值观念的最终消失”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学家亚布拉姆森提出了社会可能力求实现的三种同化与整合的途径，第一种是非主体族群可能融入到主体的支配族群中，第二种是不同的族群融合成为一个全新的族群，第三种是非主体族群可以融入到另一个非主体族群中。其次，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主要以列宁对民族同化问题的基本看法为政策的出发点，列宁认可除了暴力之外的任何民族同化形式。然而，同化论的民族政策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普遍在各地受到少数族群的抵抗，给政治系统带来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与同化论理论相对应的则为多元化理论。西方涉及多元化理论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哈里斯·卡伦于的《美国的文化与民主》，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了“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他也由此被誉为“多元文化主义之父”。皮特·凯威斯通从功能主义的视角阐释了多元文化主义。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是在公民身份中的一种补偿性认同，是一种寻求保护不同民族认同的方式，这种认同能够把不同的民族联系在一个政治体系内。加拿大的政治学学者杰佛瑞·雷兹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提出，多元文化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哲学，也是一种公共政策的基点。应该强化对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一共识的认知，不能将社会中的多元文化进行人为地同质化，多元文化更加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英国学者艾利斯·卡西摩尔在其编撰的《种族和民族关系辞典》中也对“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概念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多元主义的内核在于社会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并且社会中有不同民族与不同文化的生存空间。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一书中以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石，论述了国家的民族建构（国家对少数群体作要求）与少数群体的权利（少数群体对国家作要求）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国家的民族建构政策有助于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少数群体的权利有助于支持国家的民族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