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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传记片均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为叙事的主角，人物主要事迹基本上遵从历史事实，为增强可看性，一定程度上进行浓缩、渲染、改编等艺术加工，既有理性的回溯和真实描摹，也有出于艺术考虑而实施的截取、添加、粉饰等处理。好莱坞传记片在艺术处理的同时并未“间离”受众的审美心理，他们往往能在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之间寻找到最佳平衡点，既不削弱也不夸大杰出人物的伟大不凡之处，他们对人物故事的充实、想象、润饰都是在近乎于真实感的营造中完成的，换句话说，导演和传主的思想灵魂达成天然的契合，他懂得传主的所思、所想、所悲、所乐，真正走进传主的内心世界，从而能在银幕上塑造一个立体丰满的传主形象。从传主的身份来看，好莱坞电影的传主既有领袖人物、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等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甚至社会黑帮人物，他们游走于正义与邪恶间，人性高尚与卑劣的交锋异常精彩，张力十足。好莱坞从不掩饰传主身上人性最本真的一面，它可能是丑陋的、卑劣的、阴暗的，但是人物的精神链条却是完整的，《美丽心灵》中的纳什，是位言语能力低下，偶尔俗话连篇的数学家；《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嗜钱如命，是纳粹分子中坚力量；报业大亨“公民凯恩”事业辉煌，脾气暴戾，不可一世，私人生活却屡屡痛苦不堪，对童年美好生活的回忆更是纠结其一辈子。 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西方文化理念中暗含“不求急用、惟求永恒”的因素，中国式思维却隐藏“不求永恒、惟愿速成”的影子，推演到传记电影艺术上，好莱坞传记电影喜欢刻意表现人性的东西，中国式传记片却表现出对传统美学中伦理道德及实用功利思想的偏爱，影片塑造的传主形象必当感召社会，感悟世人，感动观众，必当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必当助推当下社会风气的改良和百姓精神面貌的改善，在此前提下，创作者先入为主地认定“人物=事迹”而非“人物=人性”，将发生在传主之身的历史事件逐一梳理，依次堆砌，以求最大限度地烘托出高大完美的艺术形象，电影《梅兰芳》开拍前，导演陈凯歌扬言“要拍一个走下神坛的梅兰芳”，事实是导演选取了梅兰芳少年得名、青年辉煌（梅孟之恋）、中年蓄须明志的传统三段论式模式，将每段人生都进行了戏剧性的铺排，段落间明显的断裂痕迹显示出导演急于想表达对梅兰芳的景仰，愿望是好的，却落了俗套，处理生硬。同时中国传记片喜欢将叙事前提放置于宏大背景之下，希望通过历史重要事件来烘托传主的崇高精神境界。“致力于思想启蒙的美学思考使得编导们在选取人物时有意无意地偏向于历史名人，特别是无争议的、较正面的人物”⑥，中国传记电影的传主——伟人、英雄、劳模，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还是焦裕禄、孔繁森、蒋筑英、任长霞、牛玉儒等，其所传递的是富有说教意味的道德伦理故事，致使传主形象缺乏人性魅力，从宏观角度上说，这是先在的意识形态凌驾于艺术之上使然，导致创作者畏首畏尾，或者只为达成上级命令，完成“命题作文”，缺乏对传主生平的细致了解，并未从灵魂上与传主的精神达成高度契合，无法使观众真正收获精神上的感动。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艺术家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个供娱乐的艺人。”观众看电影除了欣赏明星、玩味故事外，能于无垠的想象空间中体悟到更深层意义的生命真谛，达至更加深远的精神境界，那这样的电影无疑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莱坞传记影片除精心编织的耐看的故事外，还具有超出情节、形象本身范围更具普遍意义的内涵，能够诱发观众对生活、生命乃至对宇宙的深入思考。《阿拉伯的劳伦斯》《甘地传》《巴顿将军》《末代皇帝》等传记影片将一些哲学意蕴、文化反思融入叙事，人物性格在保持鲜明个性的前提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层多意性，比如《阿拉伯的劳伦斯》表现的“英雄主义、友情、荣耀和雄心”⑦，一个关于光荣与梦想，求索与失落的理想主义英雄故事。而中国的传记影片，无论在高度、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待拓展，无论是官方意识形态对艺术创作的左右，还是创作者本人闭门造车，不接地气，都是今时今日中国传记电影难出精品的主因，更难说融入哲理性思考于其中了。 好莱坞传记片擅长运用丰富的电影本体语言为塑造传主形象服务。《阿拉伯的劳伦斯》利用雄浑广袤的大沙漠，各种景别和镜头语言来烘托性格复杂，超群出众的“劳伦斯”，增强了影片叙事的感染力，影片《美丽心灵》用细腻、层次分明的手法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内心世界凸显，有效地将主人公大脑中的魔鬼和挣扎加以外在化，增加了故事的曲折程度。相对于影片主要人物的塑造，中国传记片的次要人物往往出彩得多，主要人物的理解和塑造相对平面化，次要人物的塑造却没有受太多的约束，立体丰满得多。在影像语言方面，中国传记影片在不断努力着，但总体来说，中国传记片的创作者力求塑造意识形态上完美的人物形象，试图尽量表现传主的伟岸、过人之处，主题先行的创作痕迹太浓，导致创作心态发生偏移，对创作对象采取仰视的角度，没有摆脱单纯用历史大事件来塑造人物的定性思维，影片张力不足，可看性差，传主形象单调，欠缺人格魅力。中国的传记影片创作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前提是创作者蹲下来和传主做心与心的交流，达成灵魂的高度契合，揣摩传主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方能开拓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影像天空。 注释： ①于永顺、张扬：《奥斯卡传记片审美探寻的特点》，《艺术广角》，2005年第6期。 ②③王宜文：《世界传记类影片溯源及当代考察》，《中国图书评论》，2009年第9期。 ④⑤大卫·波德维尔：《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第34页。 ⑥包莉秋：《论中国人物传记电影中的三个表现误区——以电影〈孔子〉为例》，《电影文学》，2010年第12期。 ⑦邹兰芳：《传记电影里的理想主义英雄与〈阿拉伯的劳伦斯〉》，《艺术评论》，2009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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