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赏各国优秀的传记电影恰似一场探幽触微的文化之旅，这些经典传记片根植于深沉悠远的历史语境，撷取流芳于岁月长河中的人物，在对历史与传主的双重刻画中呈现出无可替代的人性内涵和人文价值。有研究者指出：“传记片作为历史人物与现代电影艺术结合的产物，其内在特殊的规定性构建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艺术之间独特的传记美学。好莱坞电影人在试图论释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这一美学命题的过程中，对于电影内在的美学特质进行了一次重新的解构与颠覆。”①著名的解构主义学者福柯说过：“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由于历史文化观念的迥异和电影艺术发展规模的差别，中美传记片创作无论是美学探寻、叙事理念还是镜像语言都呈现出异曲同工的人文内涵和人性价值。

　　考察电影发展历史，以表现视点和叙事策略为评判标准，好莱坞传记片经历了“经典到多元”的转变，以《瑞典女王》《青年林肯》《翠堤春晓》《居里夫人》《左拉传》为代表的影片，创作上采取的是仰视的视点，传主生活外在于观众，形象完美，臧否明晰，具有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公民凯恩》是好莱坞传记影片的转折点，影片多视角叙事模式开启了好莱坞传记影片表现人物性格多义性和丰富性的大门，其后《甘地传》《巴顿将军》《末代皇帝》基本上采用平视的视角，展现人物性格的多层多义，摒弃人物虚无缥缈的神秘气质，让摄影机如手术刀一般一层层解剖传主的心理世界，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深入人物生活和心灵的内在，同时还赋予影片文化和人性的反思内涵。当代好莱坞的传记影片创作多元纷呈，“叙事采用俯视，或者更为灵活的综合视点来叙述人物，将其作为一种有些疏离的观察对象”②，“当代（传记）电影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寻找人物与事件的心理动因，在意识和心理层面找到叙事依据”③。

　　传记电影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功能，承载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宣教寄托。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传记影片在结构形态上大都采用戏剧模式，故事的起承转合几乎都是传统的编排方式，形象突出，矛盾紧张，主观褒贬一目了然，这种二元对立式的传统戏剧结构契合当时国内电影观众的欣赏趣味；80年代以《吉鸿昌》《廖仲恺》《秋瑾》《谭嗣同》《成吉思汗》《孙中山》为代表的传记片摈弃以往电影褒贬分明、简单明晰的叙述形态，以冷静沉郁的哲学眼光探究历史，反思过往的荣辱成败，影片从主题、情节、人物、镜像语言等方面革新了五六十年代传记电影单纯炽热的叙事态度，赋予了英雄主义以新的历史内涵，艺术观念的更新带动了创作者对现代影像风格的自觉追求；90年代传记片创作掀起大高潮，《焦裕禄》《周恩来》《蒋筑英》《毛泽东的故事》《刘少奇的四十四天》《孔繁森》《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我的1919》《毛泽东在一九二五》《相伴永远》《嘎达梅林》《邓小平》等影片以宏大的气魄回顾过往的历史风云，关注当下国家和民众命运，饱含强烈的沧桑感。这些深邃绵远的传记电影，具有更为辽阔的人生意识，显示了创作者高远的精神境界。

　　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角度而言，现代传记电影很大程度上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认为传记是对各种记忆的选择、组合和加工，传记应该深入传主的潜意识，挖掘其内心深处的本能，体现本我、自我与超我三者的矛盾。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的《圣女贞德》展现了戏中人物多层面的内在世界，尤其是贞德脑海中时时浮现姐姐被辱的影像，是其童年创伤性体验成年后的折射，这点完全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运用。波德维尔认为《公民凯恩》“与一般传记电影不同的是更注重主角的心理状况和社会关系，而不是他的公共行为和事迹。”④《莫扎特》和《美丽心灵》更是带有明显的精神分析印记，《莫扎特》以萨列里的视角虚构若干情节，将萨列里充满嫉恨却又痛苦不堪的精神世界予以展现；《美丽心灵》对身患精神分裂症的纳什的生活描述带有诸多虚幻性，他之所以患上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源于自小便形成的孤僻、急躁、内敛的本性。因此，中美传记片已经远远脱离属于历史范畴的传记的美学原则，传主并非全然真实的客体，而是导演和观众内心情感、印象、意志和价值观的投射，正如波德维尔所言：“当我们开始考虑历史片或传记片时，关于影片是如何拍摄的这一设想开始起作用。……实际上，大多数影片增加了虚构的人物、言语或情节。即便影片没有削弱纪实性，但根据影片的拍摄方式它们仍是虚构的。影片中的事件完全是排演的，历史人物是经过演员的表演刻画的。与以现实生活中的事件为依据的戏剧或小说一样，历史片或传记片以虚构的描绘方式传达出对历史的看法。”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