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剧中对周忱着墨不多，但是其不作为、自私的官僚形象却跃然纸上。在《狱语》一出中，朝审制度的设置成了摆设，周忱这位都老爷并没有出场，本是要给受冤的犯人申冤的，反倒是让这些犯人重新走了一趟地域，不问冤情直接暴打，然后收监等死，这里从侧面写出周忱作为都察院右佥都御使的不作为、胡作为。在《乞命》一出中，最能表现出周忱自私、不作为的官僚思想。他本不想见连夜来访的况钟，见面后对况钟的请求百般推诿，他这样推诿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怕得罪朝廷，在他眼中百姓的几条命并没有朝廷的错命令重要，其二是两个案子都是他的属下判的，又都经过他的朝审，要是仍有冤情，岂不是他督察不利造成的。在况钟要将官印抵押一定要重新审案时，周忱无奈才松口答应。在二人的交锋中，涉及到制度规定与实行君令之间的冲突，明知道制度是对的，但是与制度相左的君令一下又不得不从，那么面对从制度可活人命、从君令则四命必死的选择，周忱选择的是后者。剧本最后一处提到周忱是说他保荐过于执，对于这样一个判了两起冤案，只因为清廉就一味保荐，他做官只求“僚属清廉，地方宁谧”，根本不想着为百姓造福。作为地方大员有这样的官僚思想是剧作家着力批判的。

 

　　《十五贯》由于其双线的结构模式而导致戏剧结构不甚紧凑，这常常被一些剧评者诟病，但是剧作家在剧本中塑造的这三个完全不同的官吏形象，却是栩栩如生，不仅展现了当时官场上的现状，也表达着剧作家对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朱素臣著张燕瑾，弥松颐校注.《十五贯校注》[M].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