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邓恩（JohnDonne，1572-1631）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领军人物，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作品。他的宗教文字独具匠心，意味深长。《生死边缘的沉思录》便是典型代表。邓恩在生死攸关的境遇下，凭借坚贞的信仰，写下二十三篇“紧急时刻的祷告”。这部完成于病榻之上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别具一格的创造性思维和写作模式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理念不谋而合。

 

　　一、不确定性

 

　　北京师范大学刘象愚教授曾指出：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1]生活在17世纪的邓恩在其文学创作中便显示出这种不确定性——在动态的结构中创作，在游离的状态下构思。[2]

 

　　在本书第一章的“自我勉励”部分中，邓恩就已惶恐的表明“我首先听到的信息不是“你会死”或“你要死”，而是“你已死”。[3]随后在第二章的“自我勉励”中，邓恩却宣称：“随后我会听见上帝天使的宣喻：起来吧，亡灵！起来吧，亡者！我是亡者，但我会听见天使的声音；声音的回响和声音的感动浑然一体；所有的人在死去的瞬间已然复活。”[3]在这里，邓恩似乎为读者塑造了一个起死回生的形象，一个备受上帝眷顾的复活的亡灵。当读者纠结于作者的生或死时，就陷入了邓恩所编制的蛛网，并随之在生死之间徘徊，在生死之间思考。邓恩通过关注别人的处境来留心他自身的处境，在他看来，人类是一个整体。对死者之死的思考可以让他过更美好的生活，而这就是一种复活。生和死不再有界限，这种生与死之间的不确定性反映出邓恩与病魔之间的相持与较量，邓恩反复思考着死亡对于人的意义，领会到了生命的深度和信仰的力量，通过将个体与整体，小我与大我结合起来，获得了思想的升华。

 

　　在这部文集中，邓恩常常游离于自然和非自然之间。首先，邓恩常常借助自然界来展现自己的所思所想并坚定自己的信仰。如在第一章“思考”部分，邓恩这样写道：“人是小宇宙，这个小宇宙中会发生地震、电闪雷鸣、日食或月食，会有星辰焚燃或洪水泛滥，会突然间山摇地动、弧光耀眼、震耳欲聋，或者天昏地暗、灰飞烟灭、浊浪滚滚。”[3]这里邓恩把人比作宇宙，并列举出宇宙中可能发生的种种灾难，借此描绘出一幅可怕的自然画面，象征着人类面对恶疾的不堪一击。此外，邓恩还借助自然界表达出他对灵魂与肉体的思考。如第三章：“别的造物依赖地球、指望地球；……人禀有如此的形体，不像其他造物局限于自己的存在；……上帝把我悬置于天国与尘世之间，像一颗流星；我无法存身天国，因为肉身拖累着我，我也不完全属于尘世，因为属天的灵魂支撑着我。”[3]邓恩在病情日益加重之时对人自身存在的反思，表达出他对于人的二元性认识：灵魂是人思想的源泉，是高贵的；肉体则存在太多太的缺陷：欲念、懒惰、享受、沉溺。

 

　　二、创作的非线性

 

　　在后现代作品中，读者只能见其碎片性和前后思维的随意性。通过阅读这23篇紧急时刻的祈祷文我们会发现，邓恩听凭心灵的带领，在心灵蓝图的指引下写作，使得整个作品的画面更像是心灵意象主宰之下的“碎片联结”。内容的不连贯便将邓恩这种创作自主性展现的淋漓尽致。

 

　　《沉思录》各章均分为三部分并设有小标题，依次是：思考，自我勉励和祷告。每部分都是独立的个体，这正是邓恩无序思维的“非线性”体现。虽然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邓恩是在尽可能使其无序思维有序化，但是，其思维的“非线性”使文章中处处充满了“碎片性”。例如第一章，在“思考”部分，邓恩先对人类面对肉体疾病时的恐惧发出感慨和叹息，“哦，可悲的人！没有神性的人！”[3]随后嘲笑了人类在病痛来临之前的担惊受怕，“于是大限临头，我们将死，而且将死于肉身之破败、病痛之折磨。折磨还来自我们对疾病的小心提防、疑神疑鬼、揣想忌测；病还没来，这样的折磨就打垮了我们……内心惶惶不可终日。”[3]而在“自我勉励”部分，邓恩并未如读者想象那样从宗教的角度解释人类罹患疾病备受折磨的原因或用豪言壮语鼓励自己和他人勇于面对疾病，而是转而就人灵魂的麻木向上帝发问：“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何我的灵魂未能禀有肉体那样的敏感？未能禀有对于罪的理解力、预见性、警觉与先见、谨慎与小心，就像肉体对于疾病那样见微知著？……面对内心的疾患，我为何不总是流下伤痛的泪水？”[3]邓恩没有得到任何答案，他也没有给出任何答案，随之他却转而开始进行自我批评：“我们全是不肖的浪子，挥霍着传继的遗产；我们荣受财富，却不知珍惜，不懂节制。”[3]而在“祷告”部分，邓恩却并未继续忏悔以求得上帝的宽恕，他以谦卑之姿向上帝大声疾呼：“我的上帝，请帮助我摆脱这些荒唐的念头；让我确立恒常的信心；让我坚信：在每一场病痛的开端，在每一次罪疾的临近，你会亲自开口向我说话；请帮助我，让我听懂你的声音，让我奔向你的爱，你的爱让我远离堕落。”[3]从对肉体患病的恐惧的感叹，转而对人类灵魂麻木的无奈自责，最后再到向上帝发出呐喊乞求上帝帮助自己远离堕落，这三个部分内容上联系很少，也没有什么逻辑关系，这种典型的“碎片性”例证了邓恩的创作自主性。

 

　　三、语言实验性

 

　　后现代主义倡导以语言为中心的创作方法，高度关注语言的实验性。[1]身处17世纪英国的邓恩在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后现代的鼻祖，那就是他的语言不按常规出牌。这主要表现在作品中的“奇思妙喻”。

 

　　“奇思妙喻”是一种以奇特、精巧、费解、多面的比喻为形式的奇想或思维方式。、在该宗教文集中，这些技巧跟一些难以理解的意象糅合在一起，令他的比喻十分奇特。17世纪，人类在天文学、化学、力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大航海，使得人类对于自己所栖息的地球的真实面貌有了本质上的理解。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世界观的发展。细读《沉思录》，我们虽找不到与自然科学相对应的学术观点，但作品无不体现出邓恩对探索人类新发现的热情。这也正是其比喻即奇特又充满反传统性的原因。如在第八章“思考”部分，邓恩这样写道：“假设人是一个世界，假设他自己是大陆，被不幸的海洋包围。……人的不幸就像海洋，海水浸过海岸所有的小山，抵达大陆的高部，那就是人”。[3]在这里，邓恩使用了新奇的比喻，将人比成大陆，把痛苦比成包围大陆的海洋。借由这个比喻，邓恩形象地描绘出了人被不幸所充斥的生活状态，也从侧面反映出自己不仅遭受着肉体上的痛苦，精神也正经历着刺激和折磨。

 

　　文本中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使我们对邓恩具有多面性的认识。邓恩作为自我的一个矛盾体，在世界与信仰之间、生命与死亡之间、个体与他人之间始终寻求着自我突破，并通过与周围世界的平衡，达到种种矛盾的统一；通过他人的境遇反观自己；通过自己对生命的沉思越过苦难，达到了自我升华。

 

　　参考文献

 

　　[1]刘象愚.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熊毅.论多恩诗歌的后现代特性.求索，2008（3）.

 

　　[3]多恩：生死边缘的沉思录.林和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4]丁华良.“破碎的自我”——论后现代主义小说中人物的不确定性.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