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9年新浪推出微博业务，短短两三年微博用户井喷。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其中微博用户的比例已经过半。微博的普及和流行，标志着“自媒体”时代来临。微博的主要技术特征是发布门槛低、随时随地随意使用、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瞬间放大、交互性强、实时搜索，作为一种以“分享”和“发现”为主要特征的信息传播方式，这是一种主动的人际传播，比起大众媒体的高度集中，微博是迄今为止最为自由开放的媒体。比起精英化的博客，微博最大可能地实现了草根阶层的话语权，同时也是公众参与的主要渠道，众多的社会公共事件首先由微博引爆，表明微博已经成为我国网络舆论的主阵地。

 

　　另一方面，微博内容和传播方式的碎片化和即时性挑战微博网民的理性思考能力，各种真假难辨、良莠不齐的信息充斥微博空间，给公众的信息消费带来困难。而且信息一旦在微博平台发布，瞬间可以一传十十传百，要追查信息的源头十分困难，这就给一些谣言传播者提供了方便。总体而言，微博传播更偏重负面信息，负面信息也更容易得到微博用户的关注和转发。与传统媒体不同，微博表现出鲜明的“报忧不报喜”的倾向，这种倾向其实在整个网络空间或多或少都存在，但以微博平台表现得最为典型和突出。接触传统媒体，公众对现实的感受是积极的，乐观的，一旦接触微博，则看到大量的负面消息和悲观论调。微博“报忧不报喜”倾向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反映了什么社会现实？这种倾向对于中国舆论生态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本文将以2010-2011年在微博平台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为例，具体分析这种现象并讨论其产生根源、社会影响及应对之策。

 

　　一、微博存在“报忧不报喜”的倾向

 

　　微博的信息传播具备多元化和复杂性，既有公共话题的传播，也有私人活动的记录，但因微博空间具备公共空间的特征，不管公共话题还是私人话题都是对外公开的。相对而言，公共话题较能引起网民的普遍兴趣，特别是公共事件的讨论最能代表微博空间的倾向性。本文选取《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的“2010新浪微博大事记”和《财经文摘》、共识网、财识网共同推出的“2011年微博十大事件”为案例，这30起事件（议题）的舆情指数较高，吸引了众多网民参与议题的讨论，因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本文着重从事件（议题）的性质、网民对事件的评论观点两个方面去分析上述事件，以检验微博信息传播是否存在“报忧不报喜”的倾向，检验结果如下：

 

　　（一）微博的议题多为负面消息

 

　　本文将事件（议题）按其性质分为正面（喜）、中性和负面（忧）三种，这里的正面与负面的区分是相对的。一般认为，正面报道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以赞许或讴歌的态度进行报道，二是报道的内容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道德的认定，而负面信息通常指批评或否定社会现状的信息，以及挑战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信息。这种分类方式虽略显粗糙，但大体上仍能看出微博讨论的议题偏向。研究发现，2010-2011年微博热议的话题以负面为主，负面的事件和议题更能引起网民的普遍关注，见下表：（见表一）

 

　　统计显示，在2010-2011年的30件微博热点事件中，负面事件有21件，占70%，主要为突发灾难（7件）、公民维权（6件）、官员贪腐（3件）、社会道德（3件）和涉外争端（2件）。中性事件4件，占13%，主要为商业、文化、体育、娱乐等方面，此类事件政治敏感度低，网络舆论也较为开放。正面事件5件，占17%，主要为公益慈善、体育、娱乐和仪式庆典。公益慈善事业近年来在我国悄然兴起，一些网民积极参与，成为微博热议的正面话题。世博会和亚运会之所以归类为正面事件，主要是由中国政府主办，有助于展示国家实力和形象，而世界杯属于典型的体育事件，且与中国政府无关，因此视为中性事件。郭美美事件虽与慈善事业有关，最终却引发一场公众对红十字会及其高层的强烈质疑，因此也属于官员贪腐类负面事件，而“独立参选”人事件之所以也是负面事件，主要是因为对中国现存政治体制构成挑战，而参选人也以失败告终。

 

　　（二）微博的评论多为批评和质疑

 

　　微博上有关30件热点事件的评论浩如烟海，只能选择其中一部分微博评论进行文本分析，总体来看，微博评论的倾向性还是相当的一致。除一部分正面事件和中性事件外，绝大多数负面事件的微博评论都是批评的、否定的，或者质疑的，尤其是公民维权事件和官员贪腐事件，几乎都可以用官民对立的框架来分析，网民批评的矛头直指公权力机关和官员，微博评论充满对官方的质疑和不信任。一部分突发灾难事件由于存在公权力部门滥用权力、玩忽职守和善后处置不力等嫌疑，也遭受微博的广泛质疑，如温州动车事件、王家岭矿难、上海火灾等。一些在传统媒体大力宣传的正面事件，到了微博空间竟也产生批评、质疑等倾向，比如在世博会和亚运会的微博评论中，尽管多数评论较为客观中立，也有部分网民对两次盛会的预算、资金使用的透明度等问题提出质疑。

 

　　以2011年舆情指数最高的温州动车事件和郭美美事件为例，微博观点的负面倾向非常明显，网民对事件的态度高度一致，铁道部和红十字会等部门和机构遭到网民的强烈批判。网民的非理性倾向明显，多数网民对铁道部和红十字会产生强烈的愤怒情绪，郭美美等人被冠于“小三”、“二奶”、“官二代”、“富二代”等称谓，遭到攻击和漫骂。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后，由于善后工作的不力及信息的封锁，网民开始质疑事件真相，矛头指向铁道部，微博舆论指向近年来的高铁大跃进甚至质疑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负面评论在网上占压倒性优势，网民质疑主要集中在事故发生原因、救援措施、伤亡人数与善后、列车残骸处理、中国高铁安全、铁道部、铁道部新闻发布会、主流媒体表现等八大方面。郭美美事件同样引发了网民对郭美美和红十字会的强烈质疑和批评，以网民对郭美美的看法为例，将新浪微博为文本分析，网民的态度大致可以归纳为六种：主流意见认定郭美美与红十字会存在关联，其财富来源于红十字会，网民的态度是“愤怒”；一种意见视郭美美为官二代、富二代的代表，将其行为定性为炫富，网民的态度是“仇视”；一种将郭美美作为二奶、小三的代表，称其行为不知廉耻，网民态度是“鄙视”；还有一种视郭美美为网络红人的代表，将其行为定性为炒作，网民态度是“无聊”。只有极少数网民称郭美美为反腐英雄，认为其有意无意揭开了中国慈善事业的黑幕，持“调侃”的态度；个别网民则认为郭美美是无辜的，呼吁大家不要再对其进行攻击，持“同情”的态度。总体来看，在郭美美事件的微博议论中，网民观点的倾向性明显，负面评论占据压倒性优势。

 

　　总之，微博信息传播存在明显的“报忧不报喜”倾向，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微博空间的议题多为负面消息，网友对议题的评论观点多为批评和质疑两个方面。

 

　　二、微博“报忧不报喜”的根源

 

　　微博的“报忧不报喜”倾向既与微博的碎片化、即时性、匿名性等技术优势有关，也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增多、传统媒体“报忧不报喜”等因素有关。

 

　　从根本上说，微博信息传播的负面倾向源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增多，公民意识增强。从30件微博大事来看，突发灾难、公民维权、官员贪腐和社会道德事件占绝大多数，反映了当前我国的社会现实。突发灾难事件因事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较多关注；公民维权事件和官员贪腐事件一直都是中国公共事件的主流，显示公众的维权和监督意识在增强，同时也反映了当前官民矛盾尖锐的现实；社会道德事件是近两年来较为突出的事件类型，反映出社会的道德滑坡和伦理颓丧，而公益慈善事件成为微博热议的话题，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公众对社会道德滑坡的担忧及重建社会公德的努力。

 

　　微博“报忧不报喜”的倾向，直接源于公众缺乏了解真相和民意表达的渠道。在中国，传统媒体大都以正面报道为主，传统媒体新闻报道或多或少存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很多敏感和负面消息在传统媒体仍然较难见到，或者采用较为隐晦的方式来报道。诸如“陈光诚事件”和“织里骚乱”这类敏感事件，传统媒体要么只字不提，要么语焉不详。而对于温州动车事件、王家岭矿难、上海火灾这类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传统媒体较多强调救援的有序而淡化伤亡结果，而公众往往急欲知道全部事实真相，尤其是其中是否存在腐败行为，此时只能求助于微博。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很难满足社会公众尤其是草根阶层的表达权，公众若想表达自己对事件的情绪、观点，也只能求助于微博等新技术手段。传统媒体的“报喜不报忧”与微博的“报忧不报喜”是有因果联系的，传统媒体上发不出的消息和评论，网民就通过微博来传播，逐渐形成与传统媒体相反的倾向。微博“报忧不报喜”，不但满足了“意见领袖”扩大自身影响力的需求，也符合草根阶层借助微博平台表达对现实不满的需要。

 

　　三、微博“报忧不报喜”的影响及应对

 

　　微博的“报忧不报喜”倾向性有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它反映了当前的社会现状，弥补了传统媒体“报喜不报忧”的不足，为民意表达和情绪宣泄提供了渠道，并且有助于公众的维权和监督；另一方面它又影响到社会公众对现实的判断，加深公众对政府和社会的负面印象，容易助长“仇官”、“仇富”等消极对立的情绪，并且对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构成挑战。

 

　　由于民意表达渠道不畅，网络几乎成为中国底层社会了解事件真相，表达自身诉求的唯一平台。而微博以“分享”、“发现”为特征的技术优势使公众很容易打破官方的信息封锁，发出自己的声音，众多微博用户的接力传播和人肉搜索常常使事件真相无处躲藏。而且，微博在揭黑、反腐方面的优势突出，借助微博互助，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常常能改变自身的不利地位，造成强大的舆论声势，在维权和揭黑方面获得成功，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和郭美美事件就是典型例子。而微博打拐和“免费午餐”公益行动也充分显示了微博在服务于公益事业方面的特殊优势。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官民矛盾突出，社会公众对公权力腐败的不满情绪在滋长，通过微博的言论表达，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减压阀的作用，维护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公众是根据媒介建构的现实来判断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若微博不断渲染负面消息，势必影响公众的社会认知，更加助长社会对立情绪和“仇官”、“仇富”的心态，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当社会公众都喜欢坏消息，排斥好消息的时候，说明社会心理和公众心态并不健康。同时，由于公众更乐于接触负面信息，传统媒体的受众将进一步流失，而其公信力和权威性也将受到挑战，这对传统媒体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将构成潜在的影响。

 

　　如何应对这种现象？应该看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媒介现象，微博的“报忧不报喜”倾向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决不能用简单的信息封锁或压制微博言论的方式来应对这种现象，否则只会激化矛盾，使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更加严重，导致社会情绪无处宣泄，影响社会稳定。应对这种现象，首先应从根源上化解社会矛盾，解决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保障公众对公共事件、公共决策的知情权和表达权，通过对话和沟通化解官民对立的情绪，重建政府公信力。为此，公权力部门应主动利用微博平台了解民意，问政于民，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使社会心理和公众情绪逐渐回归理性。

 

　　另一方面，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应重视微博带来的挑战，逐渐改变“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朝“公共化”、参与性方面发展，在完成宣传任务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社会公器的作用，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表达权，重建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在确保微博言论自由的前提下，重视舆论领袖的作用，加强对微博言论的引导，建立信息净化机制和辟谣机制，加强微博用户的媒介素养教育，增强对负面信息的鉴别力和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