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中原酝酿“共产党员的修养”

 

　　河南南阳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三顾茅庐的故事就发生在南阳。

 

　　南阳县县城中心十字街附近，有一家小书店，叫新知书店南阳分店。1939年1月26日这天，年轻活泼的店员韦木君正当班。中午时分，西北风仍呼啸着刮过，寒气逼走了客人，书店里生意冷清。这时，一位身穿灰色棉军大衣、右臂带着第十八集团军蓝色臂章的军官，在四个警卫人员的陪同下，风尘仆仆来到书店。那军官身材削瘦，神态和气。他对韦木君说：“我来找一个叫王阑西的人，希望马上能见到。”

 

　　正如许多地下交通站一样，新知书店南阳分店是中共豫西南特委的地下交通站。韦木君是特委的机关干部，而来者要找的王阑西，则是中共河南省委驻南阳中共豫西南特委代表。

 

　　韦木君第一时间找到了王阑西，王阑西立即赶到书店。40多年后，已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王阑西仍清楚记得这一天的每个细节。

 

　　“军官放下他正在翻阅的书，面带笑容地向我走来。他首先问我：‘你是王阑西同志吗？’在我点头作答之后，便一面伸出手来同我热切地握手，一面说：‘我是胡服—刘少奇，从延安来的。’我当时大吃一惊：刘少奇同志竟然到南阳来了。”除了吃惊，王阑西还非常感动，刘少奇到了南阳直奔书店，找到了特委同志后，才在客栈住了下来。

 

　　此时的刘少奇，已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概归中原局指导。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化名胡服，挺进中原，在到达南阳之前，他已在渑池住了两个月左右。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离开延安，出任中原局书记。他把打开华中抗日局面的第一站放在了渑池。渑池处于豫西的中心地带，县城四面环山，陇海铁路横穿东西，交通便利。日军占领晋西南风陵渡这个黄河重要渡口后，渑池更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在渑池，刘少奇召开了中共豫西特委扩大会议，全面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并对豫西党的工作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

 

　　刘少奇是个举重若轻的人，再紧张繁忙的工作，都不会乱了方寸，只是他的眉头一直深锁，手中的烟一根接一根，头脑中的风暴一分钟都没有停下。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新的严峻考验。为了增添抗日新生力量，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中共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但新的问题却接踵而至。一部分新党员出身工农，虽对党有朴素的阶级情感，但文化水平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另一部分新党员是爱国青年学生。他们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但却同样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科学的人生观，对党的历史和理论了解不深，很容易被各种错误思想侵蚀。如何树立正确的建党思想，在党内怎样发扬好的革命传统，妥善地开展必要的思想斗争，就成了当时全党在政治上的一个重大课题。

 

　　刘少奇身在渑池却胸怀全局，对于党大批吸收新党员，他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高兴，另一方面，也深切地担心和忧虑。他产生了写作论述《共产党员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想法和愿望。

 

　　渑池的冬夜漆黑一团，人们早已钻进了暖和的被窝。但是在县城东关海露大街95号一座普通的院落里，一盏煤油灯却彻夜不熄，那是刘少奇在夜以继日地写作，一个木炭火盆忽明忽暗地闪着点点红光，无声地陪伴着他。白天没有时间，只有晚上才能静心学习和写作，实现自己的构想，为此刘少奇常常熬通宵，彻夜不眠。就是在这样的寒夜中，刘少奇撰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

 

　　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了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

 

　　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们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里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刘少奇每次都是掀开这个本子开始讲课，这是他经常使用的本子。刘少奇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他像一位哲学家，旁征博引，把深奥的理论娓娓道来。他更像一位知识渊博的教育家，谈历史、谈学习、谈修养、谈生活，语言生动活泼，说理透彻。他强调共产党人的政治气节，告诫党员必须防范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腐败。他说：“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错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至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还不无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1939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前往中原局驻地确山县竹沟镇。在竹沟，刘少奇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也连续在竹沟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刘少奇亲自授课，并对《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进行了精心修改，经过认真思考，他将原文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39年底，刘少奇回延安，后分两次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引起了很大反响。毛泽东评价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力荐全党研读。接着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敌后各根据纷纷翻印，从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根据地党员必读文献之一。

 

　　其实，不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新四军工作期间写作定稿的，还有如《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人的阶级性》《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等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著述，大部分是在他主持党的中原局和华中局工作期间完成的。《论共产党的修养》是刘少奇在从事领导新四军工作期间撰写的，是整个新四军历史上最重要的廉政建设文献之一。刘少奇在这篇文章中的深沉话语和科学预见，使它至今仍是反腐倡廉的经典文献。

 

　　爱民清廉团结开明绅士共同抗日

 

　　盐城仓头是一个有60来户、200余人口的村庄。1941年1月初，仓头村的村民们们经常见到一位40开外，身穿灰色旧军装的新四军干部，在村头和农家往返出入。他就是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华中总指挥部政委刘少奇。

 

　　刘少奇在仓头住的是李时卓家。从第一天起，李时卓就暗暗地打量这位身材单薄的首长，发现他有许多地方与众不同。一是这位首长的书多，每天读书写字到深夜。二是首长虽然言语不多，但为人和善。当时正是天寒地冻，老百姓饥寒交迫，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逃荒避难，在家的多数是老弱病残。这位首长来到仓头的第二天，就到村里访贫问苦，把一户一户的情况记在心里。他把自己暂时不穿的衣服清点出来，点名送给了几家贫困户，又招呼炊事班送些热粥、馒头和小菜去。他还发动战士替孤苦老人修好房子、发动战士帮助农民刨荒种田，发展生产。李时卓看着首长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感激、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一天，刘少奇的警卫员不小心将李时卓的一把茶壶打碎了，刘少奇得知后立即叫警卫员上街去买来赔偿。李时卓坚决不收，说：“一把茶壶，就算我自己打的，还值得赔吗？”刘少奇再三讲这是我军的纪律，李说：“那么，我将这茶壶赠送给首长吧，就当是我的一点心意。”刘少奇这才收下。

 

　　刘少奇为民爱民的情怀，廉洁自律的作风不但让群众交口称赞，还打动了盐阜区的庞友兰、杨芷江等著名乡绅。

 

　　1941年1月底，阜宁县著名乡绅庞友兰、杨芷江、田厚斋等人同时接到了新四军骑兵通讯员送来的一封信，信中，刘少奇、陈毅恳切邀请其到盐城共商民族存亡大事。

 

　　在庞友兰和杨芷江的想象中，军队、官府，无不腐败黑暗，新四军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权衡再三后，他们决定亲赴盐城，看一看新四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

 

　　令庞友兰、杨芷江等人吃惊的是，当刘少奇、陈毅出现在他们眼前时，他们看到刘、陈二人皆身着灰色旧军装，脚穿布鞋，甚至陈军长的肩膀上还补着补钉。全军上下虽衣着简朴，但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到会士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与腐败的国民党军队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午饭后，士绅们特地到厨房和战士们的营地私访，炊事员和战士告诉他们，新四军领导和战士们一样，平时吃的都是粗粮，山芋、南瓜，没有小灶等特殊待遇。

 

　　1941年7月，面对日军即将对盐阜实施的大扫荡，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撤离盐城，移驻阜宁乡间。8月，刘少奇命阜宁县长宋乃德，将庞友兰、杨芷江等开明士绅接到新四军军部，与他们亲切晤谈，进一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爱国一家的思想。新四军领导人的清廉风范与人格力量，深深触动了庞友兰、杨芷江等人，也加深了他们对共产党、新四军的认识。庞友兰事后感慨万分，说这次与刘少奇的晤谈“如酒解醒，如梦初醒，如坐春风，如沾雨露”，从此坚定地与新四军共赴国难，积极投身到抗日战争的洪流。

 

　　1941年6月3日，刘少奇在盐城第二届参议会上，就财政问题向参议员们汇报说：“我可以向各位保证，我们收了人民的公粮和税捐……不会用在私人和少数人的奢侈享受上，不会上腰包，不会拿去给任何人起洋楼、讨小老婆……我们自己及现在政府职员的生活，都是相当艰苦，一般的都很廉洁，个别的贪污分子，我们已经办了，今后还要办。这是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的，请各位信任我们！”

 

　　清正严明的纪律，掷地有声的话语，新四军廉政建设成效卓著，成为人民群众盛赞的“天下文明第一军”。

 

　　重视修养创建草棚党校

 

　　在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少奇一如既往地注重党的建设及党员干部政治素质的提高，倡导党员干部扫除官僚习气，清正廉洁，反对贪污浪费。为了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在刘少奇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正式创办。刘少奇亲自担任校长。

 

　　由于刘少奇的关心和重视，华中党校人才济济，汇聚了一批鼎鼎有名的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其中彭康是搞哲学的，孙冶方、薛暮桥是搞经济学的，吕振羽是研究历史的，还有范长江、钱俊瑞、贺绿汀、朱毅等。华中局党校成为培养党员干部的殿堂。

 

　　1941年7月，日军发动了对盐阜地区的第一次大扫荡，华中党校随军部转移到阜宁县汪朱集。汪朱集虽称为“集”，实际上没有什么店铺，只是逢集市时才有摆地摊的做点买卖和生意。华中党校一时间在汪朱集找不到满意的大教室。刘少奇知道后，用坚定的口吻说：“党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要军事化，背起背包，拿起枪杆打仗走路；放下背包学习，农村田间是我们的课堂。”在刘少奇的鼓励下，党校学员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在汪朱集街北后井边盖起了一间能容纳六七百人的大草棚权作课堂。

 

　　刘少奇在工作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仍然挤出时间倾注在党校教育上，一次次地到党校授课。为了深入了解学员的思想状况，以更多的精力教育党员干部，刘少奇干脆住进了党校。他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在老百姓的家里，前后达三四个月。

 

　　为了讲课更有针对性，刘少奇经常于夜晚把彭康、傅秋涛、温仰春等党校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找去，听取他们的汇报，并把大家汇报的情况记在本子上，认真备课，以便对学员没有理解和掌握的问题，再作补充和解答。

 

　　汪朱集街上，人们每天都能在上、下午各看到刘少奇一次，这是他难得的散步时间。其余时间，他都在紧张忙碌地工作着。

 

　　1941年11月5日，刘少奇在华中党校作了《论共产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这个内容是以往所没有的。当时的华中敌后斗争尖锐，统一战线内部错综复杂，稍一偏离党中央的政策，便有可能招致大的损失。刘少奇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他强调要对党员加强组织纪律观念的教育，提高党员的党性觉悟。

 

　　精彩的内容、深刻的见解，刘少奇的报告吸引了大批党员干部。驻在汪朱集周围军直单位的干部来了，三师、盐阜区党委的负责干部也从几十里外骑马赶来了，就连陈毅军长也来了，边听讲边做笔记。

 

　　一时间，每当刘少奇做报告时，草棚党校便会出现人头攒动的盛况。棚子里坐不下了，人们就在广场上席地而坐。只见刘少奇站在一张小桌子后，用语速不太快的湖南口音为上千干部做报告。他出口成章，讲到重点处还重复一遍，在阐明一个观点后，还常带一句“是不是”的口头禅。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华中局党校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华中各部队和各块根据地皆荡漾着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之风。在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一直提倡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并且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带头节约。为节约每寸布，他首先倡导对制服进行改革，将中式裤子改为西裤，减掉军帽翻沿、军衣翻领、两只口袋以及绑腿布。仅此一项，每人每年就节约一尺布。1941年5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召开供给部长会议，刘少奇在总结时点名表扬三师，说：“全军7个师，三师人最多，花钱却最少，应当学习他们的经验。”

 

　　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带领华中赴延安干部100多人，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团的护送下，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迎着料峭的春寒，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程。即使在赴延安途中，刘少奇仍然给陈毅写信强调：“号召干部艰苦生活，实行严格的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我们不应该姑息那些官僚主义者及贪污浪费者。”字字千钧，发人深省。

 

　　刘少奇在华中工作了三年，这三年血雨腥风，他几乎日日夜夜都在战斗。这三年呕心沥血，他培养了一支廉洁自律、作风过硬的铁军。这三年雄韬伟略，他为发展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