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革命者亦然。面对“不如意之事”处之泰然者，未必很多；遇到挫折，依然不离不弃者，必具崇高人格，新四军老战士李奉三同志便是其中一位。革命征程艰险，他屡遇挫折，泰然淡定，追求真理，终身如一。

 

　　李奉三同志原名李敬德，1915年生于安徽省定远县九梓集乡。兄弟5人，排行老二。

 

　　李敬德自幼聪颖过人，深得家人喜欢。被教私塾的爷爷视为掌上明珠，施以悉心教导。所以，他不仅四书功底很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楷书、行草皆佳，逢年过节，婚嫁喜庆，亲朋乡邻少不了请他这位“小先生”代书对联、喜帖，他也十分乐意为乡邻们效力。

 

　　在吴圩农民暴动中启蒙

 

　　1929年2月，在凤阳城从事工会工作的中共党员秦子扬，利用与定远吴圩镇吴禹川的同窗关系，到吴圩小学以教书为职业，从事革命活动。3月，发展吴圩小学校长吴云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发展了教师朱阶平（朱正泰）和四名学生入党，成立了吴圩地区的第一个党小组。其时就读于吴圩小学的李敬德已是一个16岁的大男孩，由于追求进步，品学兼优，长得又“蹿”，被秦子扬发展为定远县第二批学生党员。

 

　　1931年8月初，李敬德在早期党员、定远县委委员戴国兴的带领下。先后在吴圩、九梓、站岗一带街头、村庄宣传革命道理，张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是穷人的大救星”、“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李敬德和一些热血青年还积极报名参加了赤卫队。

 

　　戴国兴亲自编排文娱节目，利用逢集人多的机会，在街头演出，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他和李敬德在《贫农泪》中扮成父子，剧中情节深深感动了台下的观众，台上台下哭声一片，演出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在戴国兴带领下，李敬德等一批热血青年的革命宣传活动，在吴圩地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为吴圩农民暴动做了前期的动员和铺垫工作。

 

　　1931年8月下旬，在中共定远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号称“万人红军闹革命”的定远吴圩山人刘农民暴动爆发。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手段，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暴动虽然失败，但却狠杀了地主老财们的威风，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在吴圩地区乃至全县范围内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定远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吴圩农民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吴圩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各个党支部被迫停止活动。李敬德在革命征程中遭遇了第一次挫折，他和他的同志们在白色恐怖下，顽强地坚持着，期待着。

 

　　重建中共支部

 

　　1931年9月，李敬德等人在期待中迎来了中共长淮特委派到定远活动的中共凤阳县委书记陈新然。陈与原定远县委书记朱阶平接上头，逐渐恢复了各个党支部的活动。通过原九梓集党支部书记李教伍、李奉三（李敬德在吴圩农民暴动后改名李奉三）等努力，组建恢复了中共九梓集支部。

 

　　重建的九梓集党支部，领导党员和农民群众继续从事党的革命宣传工作。由于李奉三在活动中暴露了身份，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遭到四处搜捕。一次在吴圩南黄家圩开展宣传活动时，被国民党土顽牛登峰部包围，奉三一看形势不好，将“马虎”帽向下一拉，背起粪筐，伪装成拾粪的，在群众的掩护下，溜出了村子。这第二次挫折，让李奉三吃足了苦头。

 

　　迢迢千里为寻党

 

　　侥幸逃脱的李奉三，从此走上了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之路。先是跑到肥东，而后跑到芜湖，投奔亲戚。他以教书为掩护，设法打听中共地下组织，但始终未能接上关系。他决定离开芜湖，去外地找党，以尽快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

 

　　李奉三在家读书时，曾随叔父学过中医，对于一般的头疼脑热，伤风咳嗽，特别是春天给小孩“放花”（种牛痘），更是技高一筹。于是他自备了一副担子，一头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一头挑着一只黄雀。以“黄雀算命”和行医为掩护，走乡串户，四处探询中共地下组织的消息。

 

　　李奉三长得帅气，为人豪爽，每到一处都深受老乡们欢迎。他一路替人看病，或是为小孩“放花”，但凡困难的，一概不收钱。

 

　　李奉三在外乡漂泊闯荡，心里坚定着信念：尽快找到党组织。这对于一个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来说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他风餐露宿，饥一顿、饱一顿，尝尽千辛万苦，近六年的时间，他先后走过肥东、巢县、芜湖、和县、含山、繁昌、马鞍山、全椒等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势开始和缓。李奉三赶紧返回老家，找到了原九梓乡党支部书记李教伍。本想，找到了党组织，可以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不料此时的李教伍已叛变投敌，坐上了国民党定远县参议员，九梓乡、柘塘乡乡长的宝座。

 

　　李教伍见到李奉三时非常高兴，一来他深知李奉三才华横溢，四书功底好，又写得一手好字。二来他了解李奉三为人侠义，四乡八镇口碑好，又是同族家下，自恃过去关系不错，便想拉拢李奉三投靠国民党。他说：“奉三，就凭你的才干，跟我干，保你飞黄腾达。”李奉三对李教伍拉关系、套近乎、封官许愿这一套很反感，遂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叫我叛党那不可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劝你和我一起去寻找党组织……”

 

　　李教伍深知李奉三的为人、品行。在多次交锋无效的情况下，终于翻脸了，他给李奉三下了最后通牒：“奉三，我们孬好是一个家下，一笔难写两个李字，不看僧面还看佛面，我给你三天时间考虑。”扔下话甩手就走了。这次遭遇虽出乎预料，使他更深刻体会到革命之艰难，却也更坚定了他寻找党组织、追随革命的信念。

 

　　第二天，奉三和弟兄们商议决定，在家是呆不下去了，还是出去找党组织。于是他连夜挑起黄雀笼子，经永康、靠山、曹店，至曹店天已亮，他从蚌埠乘小木船到小蚌埠后，暂住在新马桥，并在淮北、寿县，定远西南拐一带漂泊，继续他的寻党之路。

 

　　矢志不移重走革命路1938年，新四军第四支队奉命东进抗日。四支队八团先后挺进合肥、全椒、定远一带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党的活动也逐渐公开化。1940年8月李奉三在定远西南拐的孙集、大木桥一带，遇到曾任中共寿县县委书记，时任定远县委委员，定二区区委书记的马曙同志，他向马曙汇报了参加吴圩农民暴动和由戴国兴介绍入党的经过，要求回到党的怀抱和参加革命工作。马曙对他说：由于当前环境困难，你说的这段历史眼下无法查证，如果你愿意，可以从现在开始重走革命路，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奉三听了马曙的话，感觉非常委屈，近六年的寻党之路，吃尽了千辛万苦，到头来还落得个组织上不承认。但转而一想，只要能回到革命队伍中，何必顾虑那么多？便一口答应下来，重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1年，他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1942年初，日军修通了定城至水家湖的公路，沿线较大集镇均被日军控制，形成了东西长约90华里的封锁线，定凤怀县被分割成南北两大片。为了便于工作。上级决定公路以南地区，包括合肥县的一部分新建定合县。此后，李奉三先后担任过九梓集乡党支部书记，定合县定六区区长，定合县民政科长等职。

 

　　一身正气清白做人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决定“还都南京”，淮南津浦路西地处南京的北面门户，活动在凤阳山周围的新四军游击队成为南京当局的心腹之患。国民党为确保南京当局的安全，调集一七一、七一七、一七二、一三八共四个师的一万余兵力进入淮南津浦路西，妄图一举消灭在路西的华中四分区所属部队。路西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为避锋芒，中共华中四地委（原路西地委）决定军分区的十八团及各县支队主力撤往路东。定怀县留孙传家、周衣冰领导的游击队和区乡干部，定合县留县长吕超、县委书记丁康（罗应生）定合六区（大木桥）区长李奉三等20多人坚持斗争。

 

　　随着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定怀、定合等县的留守人员已无法在原地坚持斗争，相继撤至定凤怀县。

 

　　奉三同志随军北撤之前，不放心留下的革命群众，怕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报复。他在临走前，找来了国民党顽保长李德清，他把手枪朝桌子上一拍，指着李德清正义凛然地说：“你听着，我们北撤是战略上的转移，我们还是要回来的。我们走后，你胆敢迫害革命群众，我回来找你算账，你要是敢杀害一个革命群众，我带人回来杀你全家。”说完后他举起手枪朝门前树上打了一枪。

 

　　由于奉三同志临撤前，找到顽保长李德清提出警告，定六区一带的革命群众很少遭到国民党当局明目张胆地迫害。

 

　　奉三同志随部队北撤至定凤怀县后，随着路西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坚持凤阳山斗争三年。他们孤悬敌后，肩负着战略支点，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做了前期准备工作。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敲响了蒋家王朝覆灭的丧钟。解放大军南下渡江，奉三同志亦随军南下，1951年就任凤阳县县长。

 

　　奉三同志在凤阳任职时，作风朴实，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关心群众。他为人豪爽侠义、有胆识，工作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原则，民主作风特别好，从不摆老党员、老同志的架子。干部、百姓遇到大事小事都乐意去找李县长。因而他在凤阳工作期间，群众基础扎实，口碑非常好。

 

　　1953年全国在干部队伍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由于受到党内部分人的排挤，个别领导罗列了许多不实之词，李奉三被打成了“老虎”。在冤屈面前他没有倒下，而是挺直腰杆坚持说理斗争，力排那些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后来在安徽省省长黄岩，省政府秘书长郑抱真两同志的直接干预下，才还奉三同志一个清白，并把他调至省委统战部任工商处长。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坚定信念，明白做人是李奉三同志做人的准则。

 

　　言传身教严于律子

 

　　李奉三参加革命后，勤奋工作，从一般干部，乡支部书记至区长、科长、县长、处长、省方志办副主任（正厅级），始终保持着一个农民的本色。衣着朴素，生活节俭，由于子女较多，平常生活也较为紧巴。

 

　　李奉三严格要求自己，对子女的教育也十分严格。他常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为父者也应为子之师。他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奉行“要子为而必己先为”的宗旨。经常告诫子女们：我们的家庭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没有特殊的地方，你们也不要有任何优越感。你们的路靠你们自己走，你们的事靠你们自己办。

 

　　笔者在和他长子李克和同志交谈中，曾问及：老爷子给你们留下了什么东西吗？他笑着说：老爷子走时是两袖清风，留给我们的是一种信念和对革命事业的敬业精神及两张发黄的老照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展开，铺天盖地的造反派们，疯狂地冲击着中国的经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新中国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时任省方志办副主任的李奉三同志敏锐地感到这场运动后果的严重性，他忧心忡忡地说：“文化大革命这样下去，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随着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夺权”的浪潮一浪盖过一浪，1967年李奉三同志万般无奈地带着正在合肥八中读书的儿子李克强从省城回到了故乡定远九梓集乡。

 

　　年仅12岁的儿子李克强随父从合肥回到家乡定远九梓公社后，看到农村变化很小，没有电灯，道路泥泞的情景，远不如省城合肥。奉三同志就教导克强说：“农村条件不如省城，你们这一代担负着改变农村面貌的责任，要叫农村也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出门坐汽车，吃水自流化……”那时的李克强也十分懂事，从合肥背了一包书来家，趁着暑假如饥似渴地复习功课。家里条件差，上午他躲在西山墙下看书，下午又转到东山墙下看书，中午热了他跑到塘里“拐”个澡，凉快一下，上来继续看书。看到克强如此刻苦地读书，奉三同志内心感到十分欣慰。

 

　　奉三同志对自己亲生子女严格要求，对侄儿侄女们的政治上成长也相当关注。1963年他的二侄子李克文（当时是大队书记）到合肥去看望奉三同志，临去前，另一位大队书记杨开顺同志有一块手表坏了，请克文捎到合肥修一下，克文便顺手带到手腕上。中午吃饭时被奉三同志看到了，便追问克文手上带的是什么？克文说是杨书记的一块坏表叫我带到合肥来修的。他不信，克文捋起袖子把手伸给他看。奉三看看、听听，果然是块不跑的坏家伙。他对克文说，大队书记也算一个官吧，记住为官者清廉是第一位的，你廉政为民，百姓才服你、信你。

 

　　在李奉三的悉心教育下，他的子女都能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如今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着自己的贡献。其次子，正是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李奉三同志一生为革命事业信念坚定、不离不弃，而对自己的荣辱、委曲、名利却十分淡定，在他的身上有着许多金子般的闪光点。让我们把他在1971年悼念吴圩暴动领导人戴国兴同志时，赋的一首诗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吧。

 

　　一唱雄鸡破晓天，曲阳风火正燎原；

 

　　为民除害何辞死，血洒吴圩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