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族裔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在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之际,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族裔冲突和民族主义再次出现,根据霍布斯鲍姆的理论,它们是对“20世纪世界绝大部分地地方国家形程中过分强调非民族和民族主义原则的回应”。在安东尼史密斯的书中说到:“达到民族非政治化的目标的两种方法是将民族的文化从国家政治层面或经济联系中分离”。而民族一旦失去了这两种功能的话,就会降到“族裔”、“文化”或“民俗”的层面。这说明族裔和民族有着源与流的关系。在族裔民族主义中,“民族性”成了“族裔性”的同义词,而民族认同也经常被视为思考或意识到拥有“原生”或继承的群体特征,即拥有诸如语言、习俗、地域联系和体貌类型之类的“族裔性”成分。随着血缘群体的扩大,这些群体通过进化而具有了更大的适应性。由此可以推断,在所谓的前现代化时期,民族和族裔有重合之处,前现代化是相对于现代化而言的,因为在前现代化时期可能找不到“民族”至少找不到近几个世纪出现的大众化,法律化,公共化与地区化形成的民族。而存在的只是很多松散的集体文化单元—族裔,然而,族裔认同的文化内容及其内含是根据每个人的理解和态度随着文化,时期,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们从来不是静止固定的。且族裔联系如同其他社会约束一样从属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因而随着环境变化而摇摆不定。所以历史上的族裔共同体有其形成,发展,解体的过程,有些也会被相邻的族裔所同化而成为大的民族共同体。

　　不能将族裔和民族联系起来是因忽略了前现代和现代文化的一些差别,现代民族是“大众民族”是一个范围更广,内含更丰富的概念,族裔则是那些小范围的精英集团而形成的“民族”—族裔。为此,有一些族裔联系从前现代化时期在特定人口中至少某些部分中存在下来,而这些联系通常成为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形成的基础。

　　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从这个角度看,现代并非突然出现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产生于前复杂的社会与族裔形成之中,产生于现代力量可以改变但永远消灭不掉的不同类型的族裔中。就此而言,现代记载着不同时代的经验和认同,记载着各种各样族裔形成的过程。早期的影响在后期被修改。由此而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民族”的集体文化单元性质的混合物。

　　当今世界民族主义已成为一大潮流,其根源是前现代时期族裔遗产—“中心”族裔与“边缘”族裔之间的矛盾。西方国家因技术、文化、经济、政治而处于中心族裔的基础之上。而处于劣势地位的“边缘化”的少数族裔因中心或关键族裔控制的政府,剥夺了他们的资源和劳动,由此提出强烈的抗议,这样族裔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发生,逐渐演化成为程度更深,涉及面更广的民族主义运动。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是一例。然而族裔民族主义是多政治方面的,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扎根于既存的族裔联系及其政治运动之中的。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族裔民族主义是包含在民族主义之中的,它是未出现民族主义以前是与后者在概念上有重叠的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的。

　　一、民族和民族主义

　　正如詹姆斯?安德逊所言：“民族主义是一个最成问题的问题，简直就像一条变色蜥蜴一样，不断改变它的肤色,以适应不同的政治环境”。

　　美国教授汉斯科恩曾指出：“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民族主义的第一时期”。民族主义就其完整的涵义而言，是近代社会才开始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后经18世纪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巨大推进,在欧美地区正式形成。19世纪中叶后,欧美民族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理论根据和精神动力。由这一演进的过程来看,民族主义是具有动态性的概念。然而尽管这一概念是非静止的,但仍有一个定点供这一定义延扩。在“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中,“民族”就成为着以基准点,而构成了这一概念的基础和最主要的成分。“民族”最重要的涵义是在政治上彰显的,但要从概念史的层次来讨论民族及民族主义,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方面,诸多的学者认为是民族主义先于民族。一方面,另一批学者认为民族促生民族主义这样的定义难免会使人处于鸡与鸡蛋的两难境地,在这里不在加以阐述。

　　对民族主义必须具体分析,不能把民族主义当作一般意识形态教条对待。一定的意识形态往往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定义本身就是相对性的,民族是一变化的概念,缺乏严密性。亚里士多德指出我们不要在近似领域内表现的太精确,太逻辑。为此,寻求走第三条可能的道路,在不确切中寻找不确切的因和果,这样既可做到在近似中的严谨,也符合主题所要求的近似。所以在政治和历史领域,民族和民族主义已取得了同志地位,在这两个世纪以来是最恒定的政治力量,对民族主义作出这样的判断不是指强度,而是指其延续时间之长和普遍性。

　　政治学家吉尔?德拉怒瓦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非常有弹性的,甚至变化无常的意识形态,因此它能为极其矛盾的客观目标服务……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外壳”那么对于其基本涵义的理解,有助于辨析与其有关的几本概念。

　　三、族裔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族裔民族主义在传播其历史的过程中有不均衡的现象,对民族主义的大众动员过程具有强烈的影响,这一影响一直持续到发达的现代化时期。在族裔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共同体所具有的集体记忆,神话和传统均有所缺乏。一些民族主义只是分子通过一些方式活动用一些文化价值来武装共同体,以恢复族裔的历史和文化。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所采用的两种方式—文化政治和纯粹化却使民族主义走向了极端,而与种族主义想类同。

　　民族主义分子使过去的一些象征,事件,英雄和纪念物赋予新的民族意义,由此而产生了英雄主义和本土文化政治化的现象.为民族的凝聚力起到积极的作用,除此之外,本土文化政治化往往和共同体单纯化齐头并起。共同体单纯化意味着要抛弃所有的“相异”的一些特征,是本民族成员本身得到净化,然这种净化的过程,必须会对共同体中的外来成分以手术族裔群体采用强硬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些少数民族或外来人会腐蚀民族的道德品质和生物纯洁性,而且还认为本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优于其他民族,因而这种强论文发表烈的民族感情转化为对不同民族的疯狂仇恨,造就了二战时德国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大屠杀,族裔民族主义害怕族裔和文化的融合及衰落,担心失去传统的生活方式而采用这两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超出一定的范围,一定的限度,就成为了种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是有一定的联系的。

　　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学和历史学上的定具有多重性格,多重形貌特点,这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其弱点,民族主义可以表现出其强大的意识形态更为强大坚韧的生命力。但民族主义又不得不依附和屈从于其他的意识形态才能成活和发展。所以对待民族主义应谨慎。再对民族主义追本穷源同时也应该看到民族主义走向极端的危险性。

　　民族主义有时与种族主义和仇恨相连,或与阴谋理论相连,种族主义的生物的或文化的理论可应用一个大陆。种族主义并不总是民族主义的,而某些种族主义接受民族的没落并屈从于外国的强国。因为他们得到了其他意识形态的满足。在希特勒时的欧洲,那些与纳粹有共同的意识认同并与其合作的人,都是一些否认其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经常比民族主义更强大。

　　社会科学的发展加强了这个古老,陈旧的标准。至少从动物学的意义上讲,“人种”一词不等于“民族”。从某种科学意义上讲,人种意味着对族群和文化的研究。然而在大众意义上,此词更指对一个种群,一种族类的认同,且这一认同与民族认同并不重叠。人种有时同民族是对立的,甚至几乎是超民族的。此时,人种所指的比种族更为具体,而又比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要广。但有很多种因素促使这一词意的变迁。最常见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讲,“种族”一词在19世纪是很正当的,但自纳粹暴行之后又成为最不体面的。“人种”一词于是成为种族的婉转代用品。这种将人种概念赋予种族主义的含义的用法,使得种族主义完全超出了民族主义的范围,而且这意义上,对人种的分类是种族主义的,但对于各种族的平等尊重只是文化主义的。

　　达尔文进化论加上后来的遗传学,共同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看似强有力的“科学”佐证，让人民可以心安理得,理所当然地驱逐外人。反犹主义到1880年后,也带有了种族主义的色彩(以往来以宗教为诉求的)。德国及法国的种族主义预言家，张伯伦等人。在1900年后“北欧人”一词大量出现在种族沙文主义者进化论述当中。

　　自大革命以来,法国普世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就从未间断,而种族主义者不能和民族主义融合；还存在着一种巩固和民族主义。相反德国种族主义却利用民族主义为其服务,着其中有许多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这一德国式的“民族”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面具,一种对于民族思想在近代扩张的否定,一个前民族意识的反应,或者更应说这一民族是为发动具有自卫意识的民众而指定的一个新对手。但不同的是这次的对手是种族的敌人,而非民族的敌人,在这一点已超出对民族的定义的范围,除种族主义与民族在定义的层面有差异外,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雅利安人”和“闪族人”这个例子中,“种族”和语言经常被混为一谈,一直缪勒这类严谨学者愤怒地指出:“种族”这种遗传学观念,根本不可能从语言问题中演绎出来,因为语言并非遗传得来。有时种族主义者甚至会把对种族主义纯正度的坚持,退占到语言民族主义之上,要求必须戮力维持语言的纯正性。从上面的论述来看,种族主义是人类学和遗传学,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就此两者的概念具有的前提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但种族主义也通常被一些政客加以利用,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实现其具有反人类性质的政治目的,而成为极端的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主义也包含了这一种另类的种族主义。所以,将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大的集合,种族主义为一小集合,那么种族主义的外延有民族主义不包括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