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轼的书法创作观充分关注创作主体的主体性的发挥，突出书法创作活动的自在性，提升了书法艺术创作的境界。其中的书法理论多有精深独到之处，是中国书法理论史上浓重精彩的一笔，对于其书法理论的研究，学者们或侧重于其“尚意”的书法追求，或侧重于其书法美学思想，而对于其书法学习观点中认真性和游乐性的研究，本文试就此作探讨。

 

　　【关键词】苏轼;学书;创作;游乐;自然;新意

 

　　一、学书之游与乐

 

　　苏轼对于学书具有游乐的态度，当然这是在很扎实技法与书法功力作为先决条件的，若是无法做到心手相应、技道两进，那么对于学书的游乐态度是不存在的，否则是对书法的不尊重。因此，苏轼所谓的学书之乐，是以一种“书法为我所用”的角度来看学书的，正是苏轼具有高超的书法技法和扎实的学术理论，才会以一种超脱的角度来看学书。

 

　　《墨宝堂记》说张希元：“毗陵人张君希元，家世好书，所蓄古今人遗迹至多，尽刻诸石，筑室而藏之，属余为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试之学，而骤出之于政，其费人岂特医者之比乎？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在这里，苏轼描述张希元因才学与地位的不相称，而在家中悠闲，用书法作为一种解闷的途径，在书法中通过获得乐趣来弥补其心中的苦闷。那么这里对于“艺术自娱”的针对一位有很大才能的张希元来说的，其学识素养可想而知，再加上习书并非为初习，以此来描述是很合乎道理的。

 

　　苏轼正是将书法作为乐，其是以一种“游”的思想所导致的，在《石苍舒醉墨堂》中其诗云：“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初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指出了在书法的创作之时，如同“逍遥游”的一种心志，在书法的逍遥之中获得极大的乐趣，此句是在夸赞石苍舒的草书，其中的乐趣必然是从草书其中的美与情感的流露等多方面而来的，若是写不好草书，再观之，不仅不会带来其中之乐，反而会给人一种消极之感。

 

　　在《六观堂老人草书诗》中他说：“……云如死灰实不枯，……逢场作戏三昧俱，化身为医忘其躯。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换周越奴。”此句苏轼强调其根本没有专门学习草书，只不过是自娱自乐罢了，但在不觉之中，似乎自己的风格受到了周越这个书法家的影响。正是因为苏轼具有技、道两进的本领，才使得他在自娱自乐之中吸收草书的笔法、字法。因此从这一句来看，其对于书法的自娱自乐需要一定的条件作为基础。

 

　　在《题笔阵图》中云：笔墨之迹，托于有形，有形则有弊。苟不至于无，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岁晚，则犹贤于博弈也。虽然，不假外物而有守于内者，圣贤之高致也……他强调“对书画要保持‘游戏’的态度首先是出于对‘物’之弊端的警惕，而并非完全是出于‘艺术’考虑”。

 

　　苏轼在《宝绘堂记》中所言最能解释他“学书为乐”、“聊寓其心”这一思想：“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苏轼在讲“学书为乐”时并非完全是以一种游戏的心态，他的最终落脚点是“寓意于物”，将主体的思想意绪借客观事物传达，但这个过程又潜移默化之中愉悦了性情。在《超然台记》中云：“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覆，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二、自然

 

　　苏轼在《记欧公论把笔》中说：“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欧阳忠文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示其运也，左右前后，都不免欹侧;及其定也，上下若引绳，此谓笔正。”这是苏轼对于执笔、用笔追求自然的阐述，其与“手必至于忘笔”有着相通之处。只有在运笔中灵活，才能够在书写中表现出自然的笔法与结字。

 

　　苏轼在《题鲁公书草》中云：“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在这里苏轼点明了颜真卿草书奇妙之原因，这也恰恰从则面反映了其“信手自然”的书法创作传达观。

 

　　同时在《评草书》云：“天真烂漫是吾师”。苏轼更是明确地表达了其任其自然的书法创作传达观。

 

　　其《与章子厚参政书》云：“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有处置，安能预为之煎愁乎？”从中可见苏轼的一任自然，自由自在的书法创作传达观与其旷达的个性、安时处顺的人生态度是相一致的。

 

　　三、出新意

 

　　苏轼所提出的创新性主要是相对于古人之方法而说的，即对以前之书家的创新，当然这种创新不是没有任何方向的创新，更不是胡乱的创新，而是一种较为理智、科学的创新性。这种创新符合书法的规律性。这是一种其表现、风格等方面进行的创新，也是书法之本并未改变的创新！

 

　　对于苏轼书法的创新性，先从后人对苏轼的评价上来看，清代书法家何绍基在《东坡草堂文钞》中说：“东坡、山谷、君谟、襄阳不受束缚，努力自豪，然摆脱拘束，率示今真者;惟坡公一人。”何绍基在这里提出苏东坡、黄庭坚、蔡襄、米芾四人在书法上都不受束缚，努力出新。在这四人中对何绍基对苏轼的评价最高。其实不仅仅是这四位书家摆脱束缚，力求出新，其实在宋代的书坛上，整体是这样的书法风气，然而苏轼是最鲜明地举起了创新的大旗，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他在《评草书》中云：“吾书虽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那么这些有关创新性的说法都是以秉承“师古”的基础之上而操作的。

 

　　清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也说苏轼书法“大变唐风，专意态，此开新党也。”唐朝书法是以法度严谨为主要的时代风格，苏轼在学习书法时，唐代书法是其学书的主要对象之一，而此句中却说将唐朝的书风大变，专意态。这样的一种创新是因唐之法而改变的方向，其中的创新必与唐朝书法有着密切的练习。同时，通过苏轼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是大变唐风，但在点画之中依然有唐风的影子，并非是完全取缔。

 

　　苏轼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创作理念同样表现在他对他人的书法评论中。其《跋叶致远所藏永禅师千文》中云：“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了绳墨之外矣。”在此苏轼对智永提出了批判，认为智永书法全守王氏家法，缺乏创新精神。而在评颜真卿、柳公权书法时，苏轼兴致盎然地称赞颜真卿的“一变古法”和柳公权“自出新意”。他说：“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对于颜真卿的相关评价还有其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云：“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

 

　　“兰亭、乐毅、东方先生三枯，皆妙绝虽幕写屡传，犹有昔人用笔意思，比之遗教经，则有间矣”。显然，苏轼不赞成那种格守成法，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学习方法，在他看来学习书法应该注重体会作者的意图，探讨其中的规律。但同时，苏轼也不是无任何方向、规律的进行提倡创新，而是在一定的基础之上提出创新。

 

　　苏轼自出新意、不践古人的书法创作思想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人。黄庭坚在其《赠高子逸四首》中云：“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听它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黄庭坚提倡以故为新，极为注重形式上的“新”与“奇”。

 

　　黄庭坚还在《以右军书数种赠丘十四》中提出了有名的“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他认为对于创新，要完全的去创新，不要追逐前人，这样永远也不会有所超越，要自成一家，才会有所作为。其论书主张，鼓舞着后人不断创新。

 

　　从这些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在书法创作理念上倡导的“不践古人，自出新意”的理念。苏轼对于创新性，是一种理性的创新，虽然精神上力求改变古人之方法，但实际中是在遵循一定的规律进行对古人书法的调整与革新，是有一定的前人基础的。同时也是与技、道并进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创新性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高度的！

 

　　同样在书法创作上，苏轼也追求个性，不蹈前人，甚至随性而发，苏拭尚意思想所受到的启发，不执着于前人的书法，敢于打破旧有的束缚，以“尚意”为开启新一代书风的旗巾只，更加突出于书法主体精神，以意、神、韵为胜，体现文人书法个性自由和旨趣情怀。在苏拭眼中如何能做到不践古人，即书法作品有强烈的主体精神和创新精神，就是一大快乐。

 

　　以上所说皆为苏轼的洒脱的学书态度，而这样的学书态度首先是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对书法先敬重，才会有随后的洒脱，所以苏轼这样的学书态度不是天生就有的，也正是这样的学书态度才是最聪明的。

 

　　【参考文献】

 

　　[1]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黄任轲，朱怀春，点校.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4]刘尚荣，点校.黄庭坚诗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