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经济破产是近代中国进程中的一个巨大转变，其中牵涉到乡土中国伦理秩序的解体、现实农村的家破人亡以及农民被迫进入城市等复杂图景。典妻也作为农村经济破产以后农民生活道路的选择成为现代文学着力表现的一大题材。同为湘西人的沈从文和刘祖春都曾在小说中予以表现，但是因为作家的文学主张和思想立场的不同，对于这一题材的描写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关键词】典妻；丈夫；城乡

 

　　近代中国的进程是伴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的，随着这种稳定的社会形态的瓦解而产生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也成为近代作家着力表现的一面。其中，典妻——即丈夫对于妻子的“典当”、出租是最具代表性的，它直接反映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之后，底层的民众的对于生的道路的选择，以及由此产生的传统的道德、价值伦理的巨大颠覆。作为成长于湘西的京派作家，沈从文和所写的《丈夫》成为反映时代面貌的经典，这背后所呈现的作家的思想意识与艺术追求是值得关注的。

 

　　一、《丈夫》中丈夫心理的三次转变

 

　　《丈夫》写的是湘西一带，因为连续的兵祸和天灾，小家庭自给自足的生活难以为继后，女子走出家门，以卖身为职业养活自己与丈夫的故事。《丈夫》一文是由丈夫探望在船上“做生意”的妻子串联起整个故事的。女子在船上做“生意”是当地及常见的，因此丈夫并不怀了特别复杂的情绪对待这离家的妻子。

 

　　丈夫心理的第一次改变发生在丈夫初见到来船上做生意的妻子，这时的妻子已经穿着城里人的衣裳，有了城里人的神气派头，“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丈夫只得用“吃惊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的妻子了。不多的寒暄之后，妻子便要用全部的精力应对来的客人，他们“一上船就大声的嚷着要亲嘴要睡，那洪大而含胡的声音，那势派，都使这做丈夫的想起了村长同乡绅那些大人物的威风”，妻子的客人在丈夫过去的生存经验中是空白，而妻子显然是驾轻就熟的，包括船上的一切都围绕着伺候着客人在进行着，这些与他无关。于是，丈夫与船上的人、物——包括自己专门来探望的妻子隔绝开来。“如今与妻接近，与家庭却离得很远，淡淡的寂寞上身了”，这是丈夫第一次想离去。然而想起路上的野兽和团丁不好对付，看夜戏、逛城、喝茶都没有享受到，丈夫不能“转去”。

 

　　丈夫平息的沮丧再次被勾起是在水保走后，上岸的妻子左右等不回来、船上的柴烧不燃、肚子又饿。于是，便不能再以平和而欢喜的心态思考水保走时说的话了“他记忆得到那嘱咐，是当到一个丈夫面前说的！‘今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该死的话，是那么不客气的从那吃红薯的大口里说出来的！为什么要说这个？有什么理由说这个？……”此时男性的尊严在丈夫心里升腾起来，这尊严是由于联想到失去对于妻子的占有而产生的。但是这酝酿的尊严被妻子的一把胡琴再次安抚了。

 

　　醉酒士兵的骚扰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也是压倒丈夫脆弱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人在此唱歌作乐，把拉胡琴的抓来再给老子唱一个歌。”此时丈夫也被裹挟到与他格格不入的“船”中了，如同船上的女人一样成为被消遣的商品，此时他不再是随意把丢失小镰刀的愤怒随意发泄到妻子身上的丈夫，不能随意地表达自己的屈辱，更不能对抗，因此他只好夹了胡琴钻到后舱。后半夜，丈夫“望到老七睡起的样子，上半晚的气已经没有了，他愿意讲和，愿意同他在床上说点家常私话，商量件事情，就傍床沿坐着不动”而妻子却因为巡官要来，无法满足丈夫的欲望，这时丈夫的心理又发生了变化。

 

　　二、空间对立中的变异乡土

 

　　1、“家”与“船”的对立

 

　　丈夫的三次转变包含了丈夫的无措、愤怒和觉醒的过程。小说主要的故事都发生在船上，但是故事的主人公丈夫和老七都有“家”的背景，家和船就将故事分割成两个对立空间。“船”对于只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丈夫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空间是由一切带有城市特征的东西和人物装饰起来的，它本身就显示的这种城市性与丈夫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因此，初到船上的丈夫显得手足无措，他既不熟悉船上的环境，也不熟悉那个被城市风格包装起来的妻子了，他不知道如何说话、如何行事。在这个空间中，他也没有获得额外的表达自己的机会，船中的一切人事亦没有承担向他介绍自己的职能。因此，丈夫成为整个“船”的他者，从家到船，从乡土到城市之间，隔绝感便产生了。这种隔绝体现出城市与乡土的鲜明对立，原来无比熟悉的妻子在丈夫眼里也陌生起来，而妻子变化了的一切显然是城市赋予的。从妻子出来“做生意”到妻子时髦的变化都体现着城市形成的巨大冲击和冲击之下变异的乡土世界。

 

　　2、乡土秩序沦陷

 

　　首先属于乡土中国的道德伦理全面被颠覆，丈夫不再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给家庭提供物质保障，反过来要靠妻子的供养，这是经济上男性地位的萎靡。其次，“夫为妻纲”所体现的丈夫对于妻子的权威，包括丈夫对于妻子唯一的占有权，这个传统中国最为严厉的禁忌被打破了，而且变成极平常的事情。妻子从温顺老实的个人所有物变成供人人调笑的商品这一惊心动魄的过程被“做生意”几个字简单地概括了，而且这“生意”，与别的工作一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乡土社会的异化从经济的破产中生发开来，又因为城市这种文明形态的介入，进一步加深。最后，丈夫对于妻子支配权的失去包含着丈夫作为“年青而强健”的生命个体，性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悲哀，除此之外，丈夫作为年轻力壮的男子在“船上”毫无用武之地：在灾祸发生时一次次躲在船舱中；不知道如何与水保应答；不会用船上的木头生火，只得在饥饿中愤怒……在一次次的挫折应对中，那个勤劳健壮、不善言辞却老实厚重、安分守己的丈夫几乎成为无能而屈辱的个体，城市对于人性中至真和至美的毁灭，对于精神和肉体健康的毁灭由此表现出来。醉酒士兵的调戏，使慌乱的丈夫终于面临了和妻子一样的境况，被当做商品随意谩骂和取乐，这对丈夫自尊心的致命一击刺激了丈夫的觉醒。在体会了城市的恶之后，丈夫放弃了来的快而富裕的钞票、红油的包子和岸上的夜戏等一切只属于城市的享受，毅然带着妻子回家了。

 

　　三、结语

 

　　作者以不长的篇幅、从容客观的语气讲述了典妻的故事，以丈夫的心理的三次转变追溯了“典妻”这一悲剧的根源。由典妻问题的出现探究了城市冲击之下的农村经济与道德的破产，以及由此形成的城乡对立，由被损害的、受辱的“丈夫”形象关涉到人性中的朴实、健康的一面，以此作为落脚点，安排了小说的结局。由物质转向人的精神和灵魂世界，这关怀中是充满隐忧的。小说从容而客观的叙述下，对城乡问题和人性的思考无疑是温情而严肃的。沈从文是以一贯的从容营造了温和的情境，最终回归到对于塑造美好人性的追求上，这也使得他最终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最终确立起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

 

　　【参考文献】

 

　　[1]吴福辉.京派小说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凌宇.沈从文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

 

　　[3]唐林飞.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观[J].襄樊学院学报，2005（7）.

 

　　[4]邓丽萍，王德志.男权文化的失落[J].西昌学院学报，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