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国初，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全国很多工业城市都掀起了工人写作的热潮，工人阶级不仅仅作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更是以一种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出现在新中国文坛。在这样的背景下，1956年，天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人业余文学组织——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社。此社团在十七年时期发展规模之大、创作成就之丰，实属罕见。受制于各方面原因，其创作缺少一定的文学鉴赏价值，但工人作为创作主体，对自身进行着文学想象与表达，创作出一批体现工人阶级整体意识的作品，有着其独特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十七年时期工人文学创作；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社；工人作者；阶级意识

 

　　建国伊始，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在多次会议和文件中提出，要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的文艺大军，工人阶级不仅仅作为新中国的领导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更将以一种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出现在新中国文坛。十七年时期，全国很多工业城市都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工人写作活动，天津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更是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主力军，还是组建工人“文学队伍”的重要力量。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社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创办起来，作为培养工人作者的重要阵地和工人阶级自我表达的平台，社团承载着时代所赋予的文学使命，也寄寓了社会主义文学的理想。

 

　　一、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社的创立与发展

 

　　天津刚解放，担任《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的孙犁就在《谈工厂文艺》一文中指出：“在天津，文艺工作主要是为工人服务，并在工厂、作坊，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其实，建国初天津就已经初步形成了有组织的工人创作活动。到了1956年，在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图书馆读书会的基础上，天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工人业余文学组织，全称为“天津市工人业余文学创作研究社”（以下简称工人文学社），这支由普通工人组成的业余文学创作队伍，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崭新面貌出现在新中国文坛。社团创立后，不仅受到多个文学部门以及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扶植、培养，并得到了老一辈著名作家诸如茅盾、孙犁、梁斌等人的支持，他们或是来津演讲，或是给予具体指导，甚至亲自对业余作者的作品进行讨论修改，对天津的工人文学创作寄予厚望。

 

　　工人文学社成立后不断吸收工人作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了三十多人，之后的几年工人文学社的队伍逐渐壮大，到1966年初发展到近百人工人文学创作团体。这时期，在天津市乃至全国较为有影响的作者有：万国儒、张知行、王德奎、杨柏林、刘中枢、白金、张铁珊、柯兰、张家埠、夏寿邦、高桐年、杨树楷、罗福臻等人。这种在大都市中由工人文学爱好者组成的业余文学创作团体，那时在全国可称为独树一帜。

 

　　天津作家周骥良在《祝贺工人文学社三十整寿》中回忆道：“当时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理论家邵荃麟同志专门问到过工人文学社的情况，他十分兴奋，不胜感慨。说三十年代左联时期，大搞文学社团，几次努力，准备在工人当中建立文学社团都没能实现。盼了三十年，在工人政治翻身与文化翻身之后，终于在天津实现……”的确，在解放前，尽管有着建立工人阶级文学队伍的愿望，但由于工人阶级普遍受压迫和生活的贫困，革命斗争形势的艰巨，种种原因没能够实现这一愿望。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作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们不再是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没有社会地位的底层劳苦大众，而是翻身一跃成为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的确立，使得工人也有了抒发自我的强烈愿望。与需要改造思想改造立场的知识分子作家不同，真真正正由工人出身的作者，他们在旧社会多少都受过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他们长期在劳动中受到锻炼，在斗争中生活过来，因此工人作者能够更加切实体会社会更迭带给他们的变化和新生，更重要的是，工人作者们更容易解决自己阶级立场和观点的问题。比如工人文学社员董迺相，12岁当童工，在屈辱中挣扎生活，解放后，成为了一名铁路工人；再如工人作家万国儒，1947年进入天津大华染厂从师学徒，1949年后为天津染织厂职工；阿凤，保定人，年幼时随父母来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前读中学，天津沦陷后失学，1940年考入铁路，后分配到天津机务段任机车司炉……可以看出，文学社员都是来自于天津各大工厂的工人，且很多都在旧社会吃过苦头，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建国后他们真正体会到了自己当家作主的喜悦，对于共产党所带来的新生活充满感恩，对于社会主义抱着极大的憧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使命感激发起他们巨大的创作热情，他们拿起笔讲自己的故事，创作出一大批以工人的生产生活为蓝本的小说、诗歌、散文等，这种以“工人作家”写“工业题材”的群体性大规模创作现象，是在世界文学史中都不多见的。

 

　　二、文学创作中彰显着的工人阶级意识

 

　　1、工业大生产中鲜明的集体主义精神

 

　　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使得工人的劳动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资料是公有制的，是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出的产品也是许多工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工人们在这样的现代化环境下进行劳动，自然就需要有集体协作的劳动意识，集体主义精神是工人阶级意识的一大体现。在当时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和建设形势下，工人的文学创作承载着弘扬本阶级的立场和观念的使命，描摹出新时代的新工人形象，工人作者整天生活、劳动在工厂、车间，对于新时代新工人的思想转变有着切身体会，他们选取身边典型素材，加之以简单的文学加工，近似写实的书写了在集体主义熔炉中干劲十足的工人们。翻开天津工人创作的文学作品，此类作品占了很大比重。万国儒的很多短篇小说都是用一种俏皮活泼的方式写了工厂里发生的典型人物、典型事迹。《“百事管”看煤》塑造了一个“爱管闲事”的老工人形象，就连同事的家庭理财问题他还帮忙管理，尽管别人戏谑似的给他起了“百事管”的外号，可大伙都心知肚明，这老工人是发自内心的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家，把工友当作家人了。直到一次工厂生产用煤不够，这下可把他给难住了，他想让各宿舍别生炉子以节约用煤，本以为还需要人去监督，谁承想当工友们了解了厂子的情况，反倒把各家各户的煤捐献出来支援生产，这让“百事管”甚是欣慰。这篇写工厂生产小插曲的事迹不仅让“百事管”这热心的以厂为家的老工人形象深入人心，众人捐煤的情节又很好的赞颂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像这类题材的小说还有张知行的《安傻子》，也是从众人误会他开始，认为他是个“冒失鬼”，可最后才发现他不仅处处为工厂效率考虑，还乐于助人，替生病的“我”炼钢。从天津工人作者笔下这一篇篇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的小说中，可以发现，工人阶级所推崇的工人形象都是顾大家可以舍小我，他们废寝忘食、增产节约、无私助人……他们一踏上工作岗位就融入了集体生产、分工合作的氛围中，他们从切身的体验中体会到了集体的力量，集体劳动的快乐。

 

　　2、技术革新中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除了描写工厂中体现工人集体主义精神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外，工人们齐心协力搞技术革新也是天津工人文学创作中一大题材，这其中体现着工人们强烈的主人翁意识。一方面，建国后的工厂通过民主改革，废除了旧的管理制度，工人开始参与工厂管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进行工厂技术的革新是提高生产效率，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万国儒的《欢乐的离别》、《龙飞凤舞》、《钻台上》，董迺相的《携手前进》等一批小说都是围绕着工厂里技术革新、实现机械化而展开的故事。《携手前进》讲述了钻工师傅李子玉和他的助手赵伴云携手前进，一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故事，在生产之余，还苦心钻研技术，最后一同设计出能够大大加快生产效率的划线工具。可以看出，工人们会为了共同的目标去自发的改进自己的生产方式，革新技术。因为生产竞赛的缘故而大家伙齐心协力主动想办法进行技术上的革新，这也是工人文学创作的常用素材。文学社成员、天津大中华橡胶厂工人杨柏林的《妈妈在竞赛中》、《马大恒》、《你赶我帮》等小说都讲述了生产竞赛过程中工人们积极开展技术革新的场面。《妈妈在竞赛中》讲述了“我”妈妈的生产小组与一支年轻的小组进行生产竞赛，在竞争压力下工人们自己想办法革新了技术，实现了刷包头部的机械化，两只竞争小组共享了这一胜利成果：“我们师徒笑哈哈，技术革新机械化，从此不喊双手疼，生产效率四倍加”。这些题材的作品不仅写了生产竞赛情形，也写了双方互相帮助、互相促进，揭示出竞赛只是形式不是目的，目的是更好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工人作者们的诗歌创作更是直接的表达了工人们对于技术革新、生产竞赛的积极性，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政治先挂帅，

 

　　个个思想红，

 

　　一人三条计，

 

　　技术大革命。

 

　　低速变高速，

 

　　手工改自动，

 

　　生产连续化，

 

　　一机变多用。

 

　　你问效率吗？

 

　　提高十倍整！”

 

　　——刘中枢《擂台比武》

 

　　从工人作者描写技术革新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工人们主动的钻研、主动学习、增产竞赛是受到鼓励和褒扬的，而且与解放前的情况不同，工人们积极主动的进行技术革新不是为了自身利益，不是为了争夺锦标，工人们当家作主的激情使得他们心甘情愿为国家工业建设出谋划策，希望通过这种劳动方式为国家生产更多的产品，创造更多的财富，在当时这种群策群力也确实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3、对个人主义思想的坚决抵制

 

　　与工人们的集体主义相对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当时是被深恶痛绝的，在天津工人作者的笔下，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群另类的工人形象，他们身上没有“模范工人”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表现出的伟大品质，相反，他们更多表现出一种个人主义的私人情感，当面对一些问题时，他们有着更加复杂的反应，最后都是在党的领导教育下“豁然开朗”。比如张知行的小说《半块窝头》、《轻装前进》都讲述了青年工人是如何受到教育而转变了个人主义思想，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半块窝头》写了织布工何有才的故事，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干活好，但是努力工作的动机却是能多拿工资，当他与未婚妻讨论用“苦战”所得的工资置办家具时，与未婚妻发生了矛盾，未婚妻教育他道：“我们‘苦战’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早日过渡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难道是为了多拿到几个钱！”何有才争论道：“多劳多得，还能白苦战吗？”工厂正处于“大跃进”、“放卫星”的时期，工友们争相志愿加班加点，何有才这时却屡屡表明“业余时间干活就得给钱”的思想，最后通过党分支委员的思想教育，以及何有才老革命的爸爸忆苦教育下，才端正了自己的思想，他在检讨中写道：“个人主义害了我！我不能不断地革命，掉在个人主义的臭泥坑里了……”万国儒的小说《踩电铃》也是一篇典型的工人自我改造的小说，电工刘永发因为小会不参加，大会溜回家，上班迎着铃声来，下班踩着铃声走，因此人送外号“踩电铃”，自从工厂将权限下放后，他才真正意识到工人们可以当家作主，意识到国家对自己的信任，于是决定改掉自己的陋习，“这两天我脑子里正打架呢，咱们工人当家作主，可是应当怎么当家啊？我愧的慌，过去我的干活吃饭主义太严重，今后，当家了，这可不行了，一定改，一定以厂为家！”类似的工人自我反省改造的小说还有很多，他们在作品中常作为次要或“反面”人物出现，借以衬托主要、“正面”人物的，工人作者写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表现新社会对人物转变的教育作用，也警示了工人要杜绝个人主义思想，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政治觉悟，由此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工人。

 

　　4、以共同生产志向为基础的爱情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号角吹响，像一股强劲的龙卷风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工人们在婚恋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此时工人们的择偶标准中是否热爱劳动、是否拥有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志向作为一项压倒性的指标，直接决定着男女间的爱情、婚姻，工人自身的私人情感是被极大的弱化和忽视的。万国儒的《井架工的爱情》就讲述了石油工人朱永明的恋爱故事。小伙子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恋爱经历，因为石油工人长年累月出门在外，家乡的爱人不想他当石油工人，为此，朱永明痛苦了好一段时间便毅然放弃了这段爱情，后发誓不会再让爱情影响自己的事业。但当小伙子碰见了让自己心动且大胆向自己示爱的女大学生李莹时，尽管努力克制，但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思想斗争。终于被队里的老队长看破了心思，老队长鼓励他道：“你是一次挨蛇咬，十年怕井绳！可是，你怎么拿她跟你那个姨表妹比？要知道，真正的爱情，是由于两个人有共同的理想才能成立的，可你那个姨表妹，根本跟你走的不是一条路……”这之后，朱永明才释然，大胆接受了李莹的追求，两人为了共同理想走到一起。在这篇小说中，可以看见，朱永明对于自己所萌发的私人感情是极力避免和弱化的，他为了工作和姨表妹分手，生怕影响工作拒绝李莹的追求，因为明确了和李莹有着共同理想才和她在一起，一切私人情感的出发点全在于是否耽误了工作。《小武和小眉》是天津针织运动衣厂工人孙洪福的一篇小说，小武和小眉是一对情侣，小武是编织工，而小眉是编织工的“判官”——修补工序的检验工，故事就是围绕着小武总被小眉检出生产次品的矛盾展开的，小武起先不服气，认为小眉太较真，还抱怨小眉没有袒护自己，总挑自己的错，为此两人大吵了一架。后来，懂事的小眉尽心尽力帮助小武学习新的生产方法，大大减少了次布数量，情侣俩又和好如初。天津工人文学作品中，类似这样的爱情描写还有很多。可以看到，工人作者笔下的爱情大多是建立在有着共同生产志向的基础上，必须服从集体观念，两性间所有的是伟大的革命式的同志友谊，所宣扬的也是为建设奉献青春、抛洒汗水，牺牲小家顾大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

 

　　三、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

 

　　1、真实质朴的阶级感情

 

　　十七年时期的天津工人文学创作，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固然有其公式化、概念化等通病，但细读其作品，却能发现一些工人文学创作特有的可贵闪光点。与专业作家去工厂体验生活创作出的作品不同，专业作家虽然文笔老练，但由于和工业生产有着无法逾越的隔阂，缺乏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多是“颂歌式”的作品。工人作者的写作素材多是身边人、身边事，甚至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给工业题材作品带来了鲜活的工业生产经验和质朴的工人情感。作家王昌定在读了社员董迺相和大吕的作品后如此说到：“虽然过去也写过一点不成样子的作品，但都囿于知识分子的圈子，对工人阶级还是相当陌生的。看了这两位工人作者的处女作，我感到真实、朴素、新鲜。说它真实，是因为小说中所描写的都是作者自身所经历的生活；说它质朴，是因为它没有学生腔、文人腔，完全是工人自己用笔写出的大实话；说它新鲜，是因为它在文学领域里展现了一片新的天地。这就是天津解放初期最早出现的工人文学创作。今天看来，这两个短篇也许是很幼稚的了；但在当时，却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划出了一个工人自己提笔写自己的时代。”不论是万国儒小说里的老保全工和大铁锤的“欢乐的离别”，还是张知行作品里为了帮助生病的工友炼钢的“安傻子”，董迺相作品里不忘本的于海泉……这些都真实反映了那个革命时代里一部分优秀工人的崇高品德，他们吃过旧社会的苦，切身感受到新中国的成立带给他们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受到共产党让他们当家作主的喜悦，对党和国家怀抱感恩之情，这些特殊历史时期的工人们的真实体悟，至今还是值得我们去发现去品味的。

 

　　2、特殊时期的特殊审美

 

　　十七年时期的工人文学创作，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及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重建后的时代产物，而工人这一特殊群体，伴随着政治地位的空前提高，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工人作者们饱含激情写他们的工厂、车间、工地，对于生产流程有着诗意化的描写，在他们的作品中劳动是美的，工厂是美的，工人更是美的，这些都造成了这个特殊时期的特殊审美取向。且看工人作品里的一些人物、景物描写：

 

　　我抬头一看，是个三十来岁的大嫂，高高的个儿，大大的眼睛，短短的头髪，圓圓的臉儿，穿着一身藍褲褂，系着一條白围裙。

 

　　——张知行《巧大姐》

 

　　“那里。其实我們是向你們学習來了。”他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牙齿，使他的黑臉变得很明朗。谷云又抄起搬子，检修起机器来了。他有时鑽進机器底下，有时爬到高高的房頂上检修天軸。滿身的油垢，滿臉的汗水。他干活的时候，心里象似充滿了快乐和幸福。

 

　　——张知行《播种》

 

　　那一座座的钻井架，很象是一个个长腿巨人，在平原上列开队伍，象等着谁来检阅；一排排的白色采油房，又很象一盘没走动的棋子；而那密如蛛网的高压线，又是把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的。嘶吼着的、喷吐着浓烟的原油列车，从那涂着黄色和白色的巨大储油罐群中爬出来，游龙似的向远处奔去。

 

　　——万国儒《井架工的爱情》

 

　　在天津工人作者的笔下，此类描写比比皆是，工人们不再是旧社会所谓的“臭苦力”，干着又脏又累没有尊严的工作，此时的劳动是美丽的，男性工人黝黑的脸庞、粗壮的手臂是美的，女性工人朴素爽朗的性格、挥汗如雨的劳动画面也是美的。此刻，轰鸣的机器、喧嚣的厂房、浓烟滚滚的烟囱也不再是旧社会中冷酷无情、侵占农田、剥削工人、资本主义的象征，在工人作者笔下，它们变成了一幅幅美丽的图景，代表着新中国的大工业机械化时代的到来。这种粗犷豪放、充满力之美的审美取向充斥着这一时期的工人文学创作。

 

　　四、重审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社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

 

　　在十七年时期大工业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交织下，使得天津工人文学创作不可避免的带有特殊的时代烙印，诸如人物形象概念化、情节公式化、模式化，且由于工人文化水平有限，文学作品的叙述话语多粗糙、单调，描述空间狭窄等等。但除却这些，我们也要认识到，在十七年文学中，涌现出这么一批以工人为创作主体，对自身进行着文学想象与表达，在文学史上这是史无前例的。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工人们，在背负着时代赋予的文学使命的同时，在文学创作中努力表达自我，书写自我，彰显着工人阶级意识，从他们的创作中，我们看到工人对于自身的一种期盼和想象，对于时代发自内心的讴歌，对于现代化中国的无限遐想，种种这些都具有独特的文学史价值。

 

　　正如茅盾所说：“现在解放了的工人不但充分得到享受文化娱乐的权利，并且也开始表示了他们对于文学创作活动的强烈要求，发挥他们的久被埋没的文学创作的才能了。”这些工人作者的诞生，也向我们表明，中国工人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内心世界，是有着某些艺术潜能的。十七年时期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社，从1956年创立到文革停止活动，已发展成一个近百人的工人文学创作群体，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写作现象，并一直得到众多国家部门、专业作家的扶持和指导，这是文学史中破天荒的事情，这种从基层群众中发现文学新生力量仍旧是很好的传统，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社从文革后恢复活动，还一直在发挥着培养基层文学作者的功能，并迎来了其发展的又一个鼎盛期，涌现出诸如肖克凡、王筠等一批优秀作者。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去翻开五六十年前的这段发黄的历史，重新发掘那些早已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的面容和声音，是热血喷张也好，是扼腕叹息也好，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客观辩证的去看待文学史上这段不平常的岁月，无论对现在或是未来，都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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