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从家族主义到家庭民主，从宗法制度保障到主要依靠舆论约束，从无条件、非功利行为到条件性、功利性行为的转变，也就是说，父权制弱化导致了家庭养老制度的变化，使其对父辈赡养的制度强制力和约束力都大为减弱。

　　2.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引进的一系列价值观冲击了原有的“孝”文化，“礼治”秩序趋于消解，家庭养老制度正在失去强有力的文化支持，同时，社会道德评价标准的变化也使公众舆论在赡养问题上日渐沉默和有意忽略。

　　3.由于年轻一代物质欲望以及独立意识不断增强，代沟问题日渐凸显，代际交流受到影响和伦理关系发生变化。

　　现代化的理论视角对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有着很强的解释力，但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丰富性和特殊性也使中国家庭内部的问题要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描述的复杂得多，一些非现代化因素对家庭的变迁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与建国以来中国独特的历史发展和政治实践过程也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三、国家政治和权力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但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虽然现代化是转型中重要的环节，但并非全部。无论在转型伊始，还是现实的结构性制约，以及由此形成的发展逻辑，中国的社会转型是非常独特的。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并非是从传统社会开始，至少在下列方面不同于现代化理论所描述和内涵的发展轨迹。

　　1.再分配的经济体制与对资源的高度垄断。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而在转型现代化过程中，它的经济主题是从再分配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是推动整个社会转型的基础，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复杂和潜移默化的变化。

　　2.资源高度垄断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国家掌控资源配置，同时也形成国家控制一切的社会体制，此时的社会是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来的。除了资源垄断制度之外，城市在组织结构方面主要是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独立社会力量都不复存在。

　　3.社会运作的动员方式。国家垄断了社会资源，缺少其他形式的资源配置方式，缺少自组织的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运动式的社会动员就成为运作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基本方式。

　　可以说，正是上述不同于现代化理论中假设的传统社会，使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呈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作为一套独特逻辑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在转型过程中完全终结。无论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还是作为一种现实的制约条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都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父权制作为传统社会家庭养老的社会基础，其衰落可以溯源至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通过集体化生产剥夺了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并通过政治运动不断批判父权和男性中心思想，这些都对父系父权家庭体制的瓦解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传统社会，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并在法律中明文规定。对于“不孝”或不赡养老人的失范行为和违规的个体有相应的约束和惩戒。而建国后发生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意识形态前所未有地深入到每一位公民的生活，日益消解着传统的伦理思想和道德逻辑，使原有的宗族制度与文化处于无可挽回的瓦解状态。这一时期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相违背，而且以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思想观念。国家使用行政力量和象征系统动摇和重构了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结构基础，使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被国家行政权力替代，原有的地方性知识被国家政治话语替代。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组织和文化象征的替代过程本质性地反映了社会与文化的变迁，表现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就是“孝”、“报”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和家庭养老制度发生变异。

　　总之，从国家和政治权力的视角来理解当代的家庭养老问题，可以凸显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和文化意义，进而探析到国家力量对传统中国养老观念的转变带来的重要意义，因而也可以更丰富的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在这一独特的转型背景下家庭养老所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