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颗瑰丽的明珠。作为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医药学的发展自然成为世界尤其是亚洲的中心，因此，中医药传向海外也具有悠久的历史。现就传统中医药比较完整地、系统地传入，而且产生长久影响的日本与朝鲜，作一历史性的回顾。

 

　　传入日本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秦汉以来，就开始了文化交流。论文发表由于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单就医药来说，一直是以汉医药为主导。早在南北朝时的公元552年，我国就给日本送去《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又携带《明堂图》和其他医书164卷东渡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迨至公元608年，日本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华学医，并于公元623年学成回国，随船带回《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籍。

 

　　中日大规模的医药交流始自唐朝。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就基本以我国唐代医药制度作为蓝本。《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学习医药，都要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中国医典为必读课本。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随遣唐大使前来中国留学。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荣睿、普照的足迹又随小原来到扬州，当时正在大明寺里讲律的鉴真和尚，有感于他们的—再邀请，下决心东渡日本讲学。鉴真除佛学外，兼明医学，因此，有不少日本人士请鉴真诊病。其后于公元805年，又有日本医家营原清在我国学成回国，再一次把我国医药带回了日本。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政府文化交往虽然处于低潮阶段，但民间交流活动仍较频繁。其贸易品中重要部分就是药物，当时我国输出日本的主要是“香药”，如福州客商周文裔在公元1028年到日本献给右大臣藤原实资的方药中，就有“麝香二脐，丁香五十两，沉香五两，熏陆香二十两，诃黎勒十两”等等。这一时期，还有宋医郎元房入日本，侨居镰仓达30余年，得到北条时赖和北条时宗的知遇，担任他们的侍医，对中医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我国“金元医学”兴起后，中日医药交流更为频繁。日本学者田代三喜来中国留学，尤其崇尚东垣、丹溪学说，归国后将丹溪学说等传入日本，授予曲直濑道三，并建立“丹溪学社”，在日本传播，影响很大，逐渐成为日本医学“后世派”。公元1492～1500年，日本坡净运到中国，学习中医与仲景学说，并将《伤寒杂病论》带回日本，向日本医界介绍、传播仲景学说，受其影响，永田德本也崇尚仲景学说，而逐渐形成“古方派”，其后的名古屋玄医、吉益东洞等也属于古方派的代表。还有被称为“考证学派”者，如多纪元孝等，他们对古典医籍进行训诂学考证，其后代多纪元简继承这项工作，著有《素问识》、《灵枢识》等书。丹波元胤继丹波元简之后，广泛收集历代中医书3000余种，编成《医籍考》(现名《中国医籍考》)，刊于1831年，对整理、研究中医文献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17世纪初期以后，《本草纲目》的多种版本陆续从中国传到日本，引起日本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多种《本草纲目》的刻本。大约在公元1653年前后，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又把人痘接种术等传授给日本医界。17世纪末，《救荒本草》流传到日本后，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近百年来，日本汉方医学虽然加入了自身的研究重点，但可以说其基本理论体系仍然是承袭中国传统医学。